2017年3月13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閉幕，會議共收到提案5210件，審查立案4156件，其中，涉及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占10.13%。根據《世界環保》記者的初步調查，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環保廳副廳長潘碧靈依舊是建言最多的環保人，一個人就帶來了24條提案，其中大部分環保類提案不僅涉及到大氣、水、土壤等方面的污染防治問題，還有關于長江流域的生態安全，洞庭湖的保護等方面的深入思考。在純粹的環保問題之外，還有幾條對社會公益事業、地方經濟發展等領域的建言。被圍觀他的記者贊嘆——“滿滿的社會責任感”。

“還有一些是我在提案中沒有寫，但是在小組會的發言上提出來的。”潘碧靈說：“比如說我建議國家發行生態環保的彩票，以此作為增加環保投入的一種渠道。現在允許發行的彩票就是福利彩票和體育彩票，如果不能新增彩票類型，我覺得可以從體育彩票中劃出一部分，用于生態環保投入。因為環保本身就是公益性質的，也可以說跟保障民眾的身體健康密切相關。而體育，尤其是競技體育，現在更多應該是市場化的行為。”

思維活躍，想法也很多的潘碧靈向《世界環境》詳細講述了他的一些思考：

環保事業缺錢嗎，經濟手段怎么用?

記者：為什么需要開辟諸如彩票這樣的渠道來推動環保事業?您認為目前國家層面的環保投入不足以解決環境問題嗎?

潘碧靈：我認為，環保還需要進一步加大資金的投入。環保改革也好治理也好，不能光靠說，沒錢沒項目怎么落地推進呢?本來環保這塊財政投入的基數就偏低，去年中央財政投入環保的錢并沒有增加太多，只有土壤污染防治的增加了，水和氣的都略有減少。比如大氣的投入前年是112個億，去年只有110個億，還不及北京地方財政的投入，一個地方一年就186個億的大氣污染防治基金，這幾年北京一共投入了660多個億在大氣污染防治上。

記者：北京當然是力度很大了。110個億用于全國還是比較吃緊，可能也是只能扶持重點區域，全國范圍可能主要還是靠各地方以及多種融資渠道來拉動。湖南的空氣質量整體還是在改善的吧?

潘碧靈：去年全國各級財政總的生態環保投入是4000多個億。那110個億里面，湖南一分錢都沒有，但是湖南的空氣質量比起珠三角長三角，改善程度還是要差一些的，尤其是長株潭地區，去年我們的pm2.5的年均濃度是48微克/立方米，全國平均是47微克/立方米。空氣污染每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湖南空氣比較濕潤，土壤酸性的比較多，一揚塵，酸性土到空氣中生成硫酸根，再二次生成pm2.5。湖南的pm2.5有60%是二次生成的，省內每個地方也不一樣，大城市的話，汽車尾氣占比例肯定要大一些，來源也復雜，除了揚塵、尾氣、工業，冬季的時候也有外源性的污染輸入。所以我們還是得繼續努力才行。

記者：那環保光靠財政也肯定不行，還是得通過多種渠道，還有各種經濟刺激手段相結合。像您的二十多個提案里面，有一個是建議設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并且您說這是參考借鑒了美國的《超級基金法》，但是您之前不是說土壤污染防治跟大氣和水不一樣，是要以風險防控為主，不適合投入巨資搞大修復的嗎?

潘碧靈：整體來說當然是以風險防控為主的，應該分級管理。像農用地這塊，污染輕的可以改變種植方式，稍微重一點的可以調增種植結構和土地用途，特別嚴重的可能帶來環境健康損害的還是要考慮修復。土壤污染防治的基金我提議分成兩塊，一個是農用地，以公益性基金為主;第二是城市污染場地這塊，帶有一定公益性質，但是更多就是市場行為了。因為修復出來的土地是城市建設用地，修復之后是可以增值的，所有應該要從土地出讓金里面拿出一部分來，不能全部是財政投入。土地出讓金應該取之于土用之于土，你地價升值了，從里面拿一塊出來做修復，有什么不可以呢?另外，這種基金的投資回報不是很高，所以100個億里面，可以拿60個億用于治理，拿40個億放在其他領域，放到能有更高收益領域，賺了錢用于土壤污染防治。另外，還有社會捐贈。民以食為天，大家都想要健康，生態環保基金當然也可以號召社會捐贈來注入一部分資金。改革的關鍵是各方責任歸位

記者：經濟手段里面不光是投資，還有罰款這類。陳吉寧部長說按日計罰是環保法明確的對企業處罰的重要手段，但是法律要求企業違法排污拒不改正的，才能啟動按日計罰。比如你上公共汽車，抓到你沒有票，得先補票，如果拒絕補票，才能夠實行按日處罰。這樣處罰力度就會顯得不夠，這類困境您覺得應該怎么樣化解會比較好呢?

潘碧靈：按日計罰只能對污染的行為進行處罰，而不能對污染造成的環境和健康損害的后果進行處罰。這次“兩高”的報告也特別提到了，下一步要加大公益訴訟的力度。所以我覺得不能只是依靠罰款，環保的罰款原本的額度就比較低，有的情況下，就是連續計罰也沒有多少錢，如果這些錢能夠真正起到震懾作用，讓企業糾正行為也倒還好。但是罰款本身也并不是賠償的性質，罰款的錢通常也不足以彌補污染損害造成的損失，所以更應該加強污染損害的追責，推進環境公益訴訟的力度。

記者：您認為排污許可證制度的改革會有助于各方責任的明確和歸位嗎?

潘碧靈：許可證是一個基礎，許可證制度是環境管理的一個基礎性制度，這個管理是強調企業的責任主體和自主性，許可證上載明的這些要求，是企業自己承諾的，企業自己就要去做。這些要求就很細了，包括國家的法律法規標準，還有行業的規范等等，每一家企業，還應該跟它的環評所涉及的要求相銜接。一個行業的許可證大的內容就算一致，但細節上每個企業可能都不一樣，都是根據實際的情況和所在地區的環境質量要求來的。

記者：相當于是企業跟地方政府達成的一個契約?

潘碧靈：對，這個契約簽訂以后，不是環保部門每天去查企業，而是讓企業自己去監測，去管理，定期給環保部門報告。作為環保部門，我們是去抽查它，一旦發現問題就嚴厲處罰。

記者：相當于轉變以往那種保姆式的管理模式了，以誠信為前提，以執法從嚴作為保障?

潘碧靈：這就像收稅一樣，你自己報稅，平時稅務部門并不來管你，但是一旦抓到你偷稅漏稅，就要追究刑責。這樣的管理思路，是強調企業自己的責任。另外，排污許可證也為環保部門加強管理提供標尺。許可證上面的要求就不僅僅是總量指標，排放標準的限值了，而是涉及到各種管理要求和規范，更加精細化。

記者：所以轉變責任主體的角色之后，精細化的管理就成為可能了?比如說政府不再粗放的管幾種主要污染物，每個企業都有責任自主監測記錄和上報各自排放了些什么?

潘碧靈：以前的總量減排對所有企業都是控制同樣的排放因子，但是實際上不同的企業排放的污染物都不同，即便同是涉及重金屬的企業，排出的重金屬的種類也可能都不一樣，所以每個排污許可證都應該是不一樣的，個性化的。從2015年開始，湖南省就已經開始將自行監測的責任明確到企業，該手工監測的要求他們要手工監測;連續監測也要企業自己去負責，可以不用第三方，在線監測的儀器，不管一開始是政府買的還是企業買的，都視同企業自己的，如果要再換，就企業自己去換了。

記者：但是其他很多地方CEMS小屋的鑰匙都是不交給企業的，這樣放手給企業不怕他們造假嗎?

潘碧靈：還是那個原則，一旦抓到你造假，就嚴肅追你的刑責。如果這點信心都沒有的話，那你就不要搞排污許可證制度了。排污許可證是所有的東西都要讓企業自己測自己報啊，現在這個在線監測都不敢給企業自己負責?

記者：所以監測的自主權始終要全部交還給企業?

潘碧靈：大的方向上是這樣，不叫“還給企業”，而是明確企業的責任主體。現在國控污染源這塊還要看部里面的部署，我們現在是雙重屬性——同一套設備和數據，對環保部門而言是監督性監測的依據，對企業而言就是自主監測，目前大多數還是第三方管理。

記者：那2015年“明確責任主體”之前和之后，你們執法統計造假的數量變化大嗎?

潘碧靈：整體來說現在是越來越好，企業的責任意識也在增強，大家都越來越重視環保，知道不能亂來了。當然極個別的違法行為也是有的。以后數據聯網直接傳輸，湖南有自己的環保信息平臺，企業自己監測的數據也要上傳到我們的平臺上發布，接受社會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