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區向南，驅車約30公里，是同煤大唐塔山煤礦有限公司。這個由大同煤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大同煤礦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三方股東共同投資組建的煤礦，設計年產量1500萬噸，是同煤集團最重要的煤礦。

不過，走進煤礦內，最吸引記者視線的卻是煤礦周圍山頭上覆蓋著的光伏板。這里是山西眾多采煤區光伏項目中的一個。按照規劃，從2015年到2017年，大同市計劃用3年時間在南郊區、新榮區和左云縣的13個鄉鎮，總面積1687.8平方公里采煤沉陷區范圍內，建設300萬千瓦的光伏發電項目。

代表著未來能源方向的光伏和19世紀就出現的能源煤炭同框出現，不免讓人感到一絲違和。而這正是整個中國煤炭業當下面臨的尷尬的一個縮影：在產能過剩、環保輿論壓力巨大、價格低迷、企業經營困難、人員安置陷入困局的重重壓力之下，煤炭產業似乎陷入了“負面”或者是大能源關注的“邊緣”境地。仿佛只是在和光伏、風電等可再生能源一起出現的時候，才能占得一絲正面形象。

這對于占據中國一次能源消耗三分之二的煤炭來說，是有失公允的。無論是在何種情景之下對中國未來能源需求的預測，20年內，煤炭都是中國重要的一次能源種類。

因此，重新構成對煤炭產業的科學認知，讓其回歸商業本質無論是對煤炭產業自身，還是對大能源產業，都是一種必須。

2016年上半年以來，煤炭價格出現了明顯的上漲。但是這一利好似乎并不能拯救煤炭企業。從上市公司數據來看，截至8月27日，A股煤炭上市公司的半年報顯示，營業收入幾乎都出現了同比下滑。

如果說上市公司的數據不夠全面，那么來自煤炭工業協會的數據更加讓人悲觀。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數據顯示，2015年大型煤炭企業虧損面超過90%，行業利潤總額僅441億元，是2011年的1/10，負債總額同比增長10.4%至3.68萬億元；90家大型煤炭企業負債總額高達3.2萬億元。截至今年一季度末，39家上市煤炭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為59.16%，超過70%警戒線的有10家。

煤炭企業是否真的已經走入產業的死胡同了？如何正確的看待煤炭價格的變化和煤炭企業的境遇？執行了約半年之久的去產能政策達成了哪些效果，又存在哪些缺陷？煤炭企業自身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未來的？

7、8兩月，在這個創造了高溫記錄的夏天，《能源》記者帶著這些問題走訪了專家、煤炭企業。我們希望找到上半年煤炭價格持續上漲的多重原因，以及去產能政策執行帶來的種種問題。更深層次的愿景是，我們希望能夠在煤炭產業被“誤解”，甚至是一定程度上被“曲解”的時候，力求去還原煤炭產業、煤炭企業最真實而又鮮活的一面。

“積極”的價格

在新能源大行其道的今天，煤炭正慢慢淡出人們的視線，曾經的“黑金”一度無人問津。但是進入2016年以來，煤炭價格不僅止住了持續下跌的頹勢，而且一路上揚。一時間煤炭企業、發電企業甚至是股市都熱鬧起來。近期，西山煤電、兗州煤業、大同煤業等多只煤炭股強勢漲停，煤炭指數大漲超過5%。

8月17日，秦皇島海運煤炭交易市場發布的環渤海動力煤價格指數（環渤海地區發熱量5500大卡動力煤的綜合平均價格）報收于464元/噸。

報告期內容顯示，24個港口規格品21個上漲、3個持平，該地區動力煤交易價格延續強勢上漲局面；截止到本報告期，價格指數已經連續八期上漲，464元/噸的價格指數水平繼續刷新年內最高記錄，較年初371元/噸上漲了93元/噸、累計漲幅達到了25.1%。

此外，相比動力煤的火爆，煉焦煤價格也有上漲，但總體持穩。無論是動力煤還是煉焦煤，在能源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為什么又突然成了緊俏貨呢？

在采訪過程中，一位業內專家告訴記者:“在煤價下跌的時候，我曾預測煤價每周降一元錢，一年也就是50元左右，一直降到400元。有人問為什么是400元，因為降到400元/噸的時候要看國家，國家不干預，會死很多企業，然后就平穩，煤炭可能盈一點利，國家政策如果強行干預，煤價會上漲，同時在環保的壓力下將征收相關費用。”

誠然。2016年伊始，國務院出臺了化解過剩產能的7號文，拉開了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大幕。在控制新增產能、淘汰落后產能、退出過剩產能方面，政策執行十分嚴格，其中全年作業時間不超過276個工作日重新確定煤礦產能的規定尤為引人關注。

中國煤炭運銷協會研究處處長郝向斌向《能源》雜志記者表示，規定煤炭生產276天的政策是有效的，原來是按照330天進行生產，礦上除了重要的節假日安排大修之外都是一直進行生產，煤礦有利潤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這上面的。現在只能生產276天，相當于直接削減了16%的產量。

那么政策的結果怎么樣呢?截至7月底，全國各地累計退出煤炭產能9500多萬噸，完成全年任務量的38%。同時，全國規模以上原煤產量190080萬噸，同比減少10.1%。

8月19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國務院組織了10個督查組，陸續赴各省區市開展督查。通過督查，進一步壓實目標責任，持續推動重點工作；通過督查，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總結經驗和推廣典型；通過督查，確保今年目標任務順利完成。

雖然上半年煤炭去產能的任務完成情況差強人意，但是卻對煤價的上漲起到重要作用。從政策的執行力度和國家的態度來看，煤炭去產能政策或將長期執行，這為煤價繼續上漲提供了可能性。

除了供給側的去產能政策因素，庫存也是造成煤價上漲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上述業內專家告訴《能源》雜志記者：“為什么現在覺得有些緊張?因為中間環節大家不儲煤，像電廠、港口都不儲煤，一是占資金，二是發大水有風險。這樣就造成中間比較空，兩邊雖然少，但是中間過少。秦皇島最多的時候1100萬噸，后來大部分時候700多萬噸，現在只有300多萬噸，300萬噸還有許多不可動用的量。”

資料顯示，截至8月15日，六大電廠平均庫存總量1018.5萬噸，較上周同期減少62.3萬噸，降幅5.8%。平均日耗總量72.5萬噸，較上周同期增加3.6萬噸，增幅5.2%。六大電廠電煤庫存平均可用天數14天，與上周同期相比減少1.7天。

從需求側講，受天氣和煤炭下游產業的影響，煤炭相對的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今年夏天持續高溫，用電量突然的增加造成對動力煤需求的增加，港口出現“船等煤”的現象。煉焦煤同樣受下游產業需求影響，隨著鋼材、焦炭需求的增長而變化。

綜合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的因素，煤價上漲持續與否與政策能否長期執行關系緊密，而且需求側的不確定性也將對煤價造成影響。

難以挽救的業績

然而，接連上漲的煤價，甚至被稱為是“史上最熱年份”的夏季，都沒有能夠幫助煤炭企業在效益上有所改變。

這背后首當其沖的原因，就是中國煤礦企業較高的固定成本。“中國的煤炭生產有一個共同特點，主要是井工生產，開采的深度比較深，而且生產戰線比較長。整個煤炭開采的成本比較高，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固定成本，也就是說生產不生產這塊都是存在的。”郝向斌對《能源》雜志記者說。

無論礦井井型規模是大還是小，礦井都要有地面設施，都要有采、掘、機、運的修理，都要有通風、排水、供電、提升和運輸等設備。礦井的井下由于礦山應力的存在，巷道會變形，需要進行維護。井下開采還要進行許多的基礎工程。“這些都是固定成本，如果煤礦能夠多生產煤還能夠填補一些成本，如果不能出煤，這些成本都是虧損。”

煤礦的固定成本占生產成本的70%左右，因為固定成本占的比重高，相應的變動成本占的比重就低，煤炭售價通常都會超過變動成本，超過部分叫做邊際率，生產經營就是通過邊際率來彌補那部分，之后如果有剩余就是盈利，不夠彌補就是虧損。

現在煤炭是虧損，但仍然有邊際率，也就是說煤炭的邊際率仍然超過變動成本，多出一噸煤就少賠一些，這是基于虧損最小化一個必然的選擇。所以大家就都盡可能的多出煤，這樣就必然造成爭搶市場份額，其后果就是降價。

不過，由于《關于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的存在，讓這一脈絡發生了變化。核定工作日由330天回到276天的政策實際上是減少了煤炭的產出量，根據核算減少工作天數大約會增加單位成本17%。“如果坑口煤價漲不到17%，也就意味著銷售收入實際上并沒有增加，虧損反而會更多。”

另一大因素是進口煤的沖擊。據海關總署8月8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7月份我國累計進口煤炭1.29億噸，同比增加807萬噸，增長6.7%。

“進口煤今年的行情還不錯，像澳洲煤價格漲的非常厲害。主要還是供需錯配的問題，因為去年價格跌的很多，印尼澳洲都減產，他們今年的生產計劃都是去年年底制定的，現在即便是煤價漲了，他們也很難快速的把生產計劃調整過來。”安迅思煤炭行業分析師鄧舜對《能源》雜志記者說，“國內國外的情況都造成國內煤炭的缺口比較大，國內減產量比較大，進口煤不充不了這么大的缺口。當然再過一段時間，進口煤的量會相應放出來，因為現在對于進口煤來說是有利可圖的。

雖然進口煤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比重，都無法對本土煤炭產生較大的沖擊，但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事實是：制定了“276天限產”政策的《關于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一文出發點是幫助煤炭產業脫困，而最終造成的結果是供給下降、價格上漲、進口煤增加。“打個不恰當的比喻，神華是扛得住低價的。現在它限產，讓出了自己的利潤。但是這個錢卻讓進口煤分走了一部分。”

政策困局

種種分析都對準了政策。政策制定的初衷似乎沒有能夠很好的執行下來。而政策在執行后又出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影響。看起來似乎都是政策的錯，事實真的如此么？

在《能源》雜志記者的走訪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專家對于政策看法不盡相同。開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一位中層管理人員面對《能源》雜志有關去產能的問題，很誠懇的表示：“現在去產能沒有太多可以說的。主要就是根據政策和政府安排，關閉煤礦。堅決執行限產日期。”

這絕非是一家之言。對于國有煤礦企業來說，政策已經確定，首先要做的就是堅決執行。實際上，對于很多國有煤礦企業來說，政策是某種程度上的保護。

“從長遠來看，去產能對大型國有企業來說還是有好處的，因為淘汰之后煤炭還有發展空間，特別是現代化的煤礦。”同煤集團一位工作人員對《能源》雜志記者說，“短期來看要經歷供給側改革的陣痛。比如說近期煤價的波動，可能會刺激有些企業的復產，如果產能又上來，因為需求沒有變化，煤價會再次下跌，然后再關停，之后又有復蘇，這些惡性循環都是短期效應，從長遠來看，去產能必須要執行。”

但是淘汰落后產能是一項長期且復雜的工作。“落后產能怎么核定？誰也不愿意被評為落后產能，所以說還是應該看誰能夠抗住低煤價。”

問題隨之而來，與去產能同時推進的還有276天的限產政策。這種實際上的一刀切是把所有不同產能水平的企業拉到了同一個水平面上來執行。扛不住低煤價的老礦要限產，扛得住低煤價的新礦也要限產。最后的結果是，老礦固定成本太高，限產后虧損增加；而新礦因為達不到設計產能，利潤降低。

“假設一個煤炭企業能夠在276天的生產日期內取得盈利，那么超過276天的生產，它肯定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潤。”北京長貿咨詢有限公司黃騰對《能源》雜志記者說，“所以現在的政策很可能不僅淘汰不了落后，還會把好的企業拖死。”

在煤都鄂爾多斯，設計年產量600萬噸，總投資近百億的母杜柴登煤礦因為未經發改委核準但已開工建設，已經被政府停工。

“母杜柴登煤礦幾個月前就被發現未批先建。但一直沒有徹底關停。8月份才被徹底斷電。”據知情人士對《能源》雜志記者透露，“不過煤礦還在積極走動，希望能夠繼續開工建設。最近幾個月煤價漲了一些，所以關停的煤礦都不是因為不賺錢，而是因為被政府給強制關停。”

政策的強勢執行，直接導致了供給端的減弱。煉焦煤礦的生產戰線相對長，固定成本相對更高，售價也較高。很少有煉焦煤礦因售價低而停產，即便是煤價漲了漲，也不會因此而復產，因為之前沒有因煤價低而停產的礦。

山西省是煉焦煤主產區，而且執行的比較嚴，煉焦煤的供給很快就收到控制。動力煤受到季節影響較大，創高溫記錄的夏季過去之后，北方各地即將面臨冬季。需求不會有較大跌幅。可以想象，煤價即便不繼續上漲，也難以在短時間內下降。

“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很可能刺激一些證照齊全，迫于價格因素關停的地方煤礦出現復產的現象。”郝向斌對《能源》雜志記者說，“更不要說還有新投產的產能。”

這很可能會造成一個更大的悖論：總產能如果不降反升，那么價格必然回落。煤炭企業會面臨更殘酷的境地。另外，降價刺激消費，很可能會造成煤炭消費的逆增長。而如果去產能及限產能的政策更加嚴苛，價格繼續上揚，漲價抑制消費，原本就備受限制的市場會更加萎縮，還要受到廉價進口煤的沖擊。

煤炭出路在何方

如果是無論煤炭價格的漲或者跌都意味著新的悖論，那是否煤炭產業已經面臨著沒有出路的境地？

實際上，當下的悖論更多來自于政策。“現在國家害怕煤炭企業困難受不了，不是地方礦的受不了，而是國有礦的事情。”上述專家對《能源》記者分析到，“煤炭黃金十年，政府為了保護發電企業，要求國有企業實施重點合同價。現在有國企面臨很大困難了，又出臺政策保護。但是問題在于，大水漫灌式的政策無法區別對待不同的煤炭企業。”

同為國有企業，既有神華這樣高效率、抗低價能力高的央企，也有負擔很大的地方國有企業。山西一個地方國有企業煤礦的負責人對《能源》雜志記者說：“說是逐漸把企業辦社會的部分剝離出去，但是煤礦周圍的村莊總是會時常有人來礦上鬧一鬧，只能給點錢解決。實際上負擔并沒有減輕。”

7月13日，煤炭大省的山西省，其副省長王一新帶領了同煤集團、山西焦煤、晉能集團、潞安集團、晉煤集團、陽煤集團和山煤集團等“省屬七大煤炭集團”的董事長，以及兩家大型民營煤炭企業永泰能源和美錦集團的負責人這樣一個“豪華的團隊”到北京金融機構最為密集的金融街進行路演。

“包括后來，山西省把投資人請到山西去參觀項目。對于資本市場來說，看到項目有多好，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位金融人士對《能源》雜志記者說，“最重要的是，資本市場看到了山西省政府愿意為煤炭企業的債務背書，這對于金融機構，是最有信心的。”

從路演之后披露的信息來看，山西煤炭企業的融資以企業債為主。對此，上述專家分析認為，相比于貸款，銀行對目前的煤炭企業債務可能更感興趣，因為債務可以轉讓。另外，很可能大部分的省外機構債務最終會落到山西省內的金融機構手中，加上一些政府的財政基金，通過投資平臺接手煤炭企業的債務。

“人們對煤礦存在誤解，覺得煤礦企業很有錢，其實有錢的是煤老板。國有企業一直很平穩，工資和勞動成正比，而且承擔了很多社會負擔。”山西省七大煤企之一的工作人員對《能源》雜志記者說，“我們這次的路演是為了澄清對于山西煤炭發展的誤解，相關的七大優質煤企有自己的特色和頂尖的礦井，需要大家了解，而不是形勢好的時候煤礦如何如何好，都給煤礦投資，形勢不好的時候又一窩蜂的說不好。”

土地是煤炭企業現在的優勢，而人員是煤炭企業最大的負擔。如果說開發光伏、農業，是對土地利用嘗試的開始。那么人員安置則需要更多的時間、資金和思路。

“龍煤的例子說明，社會穩定壓倒一切。煤礦除了大量的礦工，還有大量的干部和后勤人員。這些缺少再就業能力的人群，可能是煤礦人員安置的最大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