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燒派”與“反燒派”分野的背后，是中國垃圾處理研究人才的匱乏和科研資金的不足

2010年2月23日，32位從事有關垃圾處理、環境研究的專家奔赴廣州，他們被邀請參加“廣州市政府生活垃圾處理專家咨詢會”。在對于是否建立“垃圾焚燒場”的問題上，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等31位專家因贊成建立垃圾焚燒廠被媒體稱為“主燒派”，而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則是唯一一名“反燒派”。

趙章元此次出席會議對于一些專家們來說是沒有預料到的，有專家私下里犯嘀咕“趙老師怎么也來了？他不是研究這個領域的啊！”

路線差異

王維平是一名垃圾處理對策專家，現任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他給《科學新聞》畫了一幅圖，告訴記者整個垃圾處理的體系。他指出，中國在垃圾減量化、垃圾分類上存在缺失。

據王維平介紹，中國和日本、美國目前存在差異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國的垃圾是以每年8%的速度在增長，而日本等國由于實現垃圾減量化，單是日本在近十年垃圾總量減少了一半左右。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垃圾處理體系不健全，市民素質參差不齊，故在垃圾的源頭分類上存在著很大的困難。

目前國際上普遍推行的垃圾處理方法主要遵循著“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三個原則。從源頭上減少垃圾，對垃圾進行分類，是實現減量化和資源化的重要因素，在垃圾源頭分類這一問題上，日本居民的配合度為83%，德國為78%，中國為50%以下。

建立垃圾焚燒廠在近些年才剛剛進入中國人的視線，中國以往對于垃圾處理的方式主要有垃圾填埋、垃圾堆肥兩種。而在許多國家，垃圾焚燒是一種傳統的處理方法，也是目前各國城市垃圾處理的一種主要方法。

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趙由才告訴《科學新聞》，中國進行垃圾填埋以1989年上海建立的垃圾處理場為標志。“這項技術是不需要向國外學習的。只是將以前到處亂堆亂放變為集中堆放。1998年起，國家開始進行衛生填埋，我們做的和英國、美國沒有什么技術上的差異。”

他同時介紹，目前所使用的垃圾焚燒技術進口的成分較高，但也并不完全是國外引進的，其中在垃圾焚燒中使用的流化床技術是由關停的小火電轉到垃圾焚燒領域的。但爐排爐技術的控制系統則是進口的。

目前垃圾焚燒主要有三種形式：爐排爐焚燒、流化床焚燒和回轉爐焚燒。其中爐排爐技術是目前普遍使用的。爐排爐技術是將垃圾放入爐排（分為干燥區、燃燒區、燃盡區）。借助爐排間的交錯運動，推動垃圾依次經過三個區域直至燃盡排除爐膛。爐排爐技術對爐排材質和加工精度要求極高。目前由于中國垃圾沒有嚴格分類，垃圾水分較高、成分復雜，所以很難將垃圾焚燒徹底。

作為北京市政府參事，王維平對于北京市的垃圾焚燒爐等設備非常滿意。西南交通大學教授張文陽告訴《科學新聞》：目前國外焚燒爐排爐技術是非常成熟的，德國馬丁爐排爐技術也已國產化。中國當前應該做的是，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城市生活垃圾資源化技術體系，以減少進入填埋場的資源化垃圾量。

在這些專家們看來，中國垃圾處理在垃圾資源化處理技術方面是滯后的，缺少自己的垃圾處理人才和相關科研。

研究軌跡

據介紹，中國最早關于垃圾處理的研究出現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1979年，北京建立了北京環境衛生研究所，當時該研究所研究的重點是垃圾車。“80年代，中國國內既無垃圾處理的相關法律，也沒有相關的技術，更沒有這方面的政策，所謂的研究機構也只有一兩個。從1985年開始進行研究，十年之后才逐步開始建立法律法規。”王維平告訴《科學新聞》。

1996年4月1日，中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簡稱《固廢法》），該法律在2005年4月1日被修訂。《固廢法》的頒布被認為是垃圾處理的標志性事件。

直接推動政府關注垃圾處理問題的原因是“垃圾圍城”。上世紀80年代，北京曾遭遇了一次“垃圾圍城”。1995年后，中國開始重視垃圾處理技術的研究，在這一時期研究的重點是“垃圾填埋技術”，直至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才開始對垃圾焚燒發電進行研究。

“這些研究實際上是比較簡單的，這些技術基本上是國際上已經普遍采用的。我們所要做的就是學習借鑒其檢測標準，制定中國的法律法規。”王維平說。

在25年的垃圾處理研究過程中，王維平眼看著一個個研究所建立。“先是有中國城建院（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然后各個地區也逐漸建立了環境衛生科學研究所。但是這些研究所都是后來才有的，研究所大小不一，有的地方甚至沒有；有的雖然有，但是非常小，投入也很低。”

“北京（城市建設）研究所是全國最大的研究機構，但是也不過200人，杭州研究所100人，武漢研究所才70人，南昌目前還沒有。”王維平指著地圖告訴《科學新聞》，“說研究力量不足，首先人就不夠。”在他看來，垃圾處理涉及數百個專業，有機械、工程、環境等，不足數百人是不行的。

人才之困

西南交通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張文陽也參加了今年年初廣州市的專家咨詢會。最初，張文陽主要從事的是水污染和工業廢氣治理方面的研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國國內掀起“出國熱”之時，原本在一個研究所就職的他被派往德國學習城市生活垃圾資源化。據他回憶，由于當時一個中德環境研究合作項目的德方負責人發現中國并沒有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的專業研究，也沒有專業人才，便指定張文陽等人赴德學習垃圾處理。

張文陽回國以后發現，雖然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重視有關垃圾處理的相關工作，但是很多專家并非足夠“專業”。“很多專家以前是研究水污染、大氣污染或其他專業領域的，很少有人對垃圾處理進行過系統的專業學習，大多是半路出家。”張文陽說。

中國對于垃圾處理的技術、設備研究有很多，但是對于整個資源化技術體系的研究不夠。垃圾處理是一個很大的系統工程，很多專家只是研究垃圾處理上的一個小部分，比如只是一種焚燒爐的一個部分。而焚燒爐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光是焚燒爐都有上百種。

“這種研究缺少在大系統中的定位，有時會不切實際。”王維平指出。

2010年2月23日，在廣州市的專家咨詢會召開之時，本是被邀請專家之一的王維平踏上了前往日本考察的旅途。此行是北京市政府專門組織的垃圾處理技術考察之行，與王維平同行的還有一名來自北京市阿蘇衛地區、反對建立垃圾焚燒場的市民——“驢屎蛋兒”。為了阻止建立阿蘇衛垃圾焚燒廠，“驢屎蛋兒”和其他反對者曾搜尋國內外關于垃圾處理技術和相關產業的最新資料，形成一份長達77頁的綜合報告——《中國城市環境的生死抉擇》。王維平幫助他們將該報告上遞至政府部門，并建議了此次“日本之行“。

他們參觀日本的垃圾焚燒場之前有著一段這樣的對話：

“你去過垃圾焚燒場嗎？”王維平問。

“沒有！”對方回答。

“那你怎么反對？”王維平接著說。

“這個……我們一起看看吧，一起學習學習！”對方有些不好意思的說。

在王維平看來，這些市民沒有去過垃圾場是情理之中，但是一些專家也這樣就顯得說不過去。王維平同時還擔任人民大學博士生導師，他告訴《科學新聞》，自己在帶學生的時候總是要求他們要下垃圾場去學習。因此，對于國內一些垃圾處理專家的研究他很不認同，“很多專家連垃圾場都沒有進過，連垃圾的成分都不知道，連垃圾焚燒爐都沒有見過，只是‘坐而論道’，這種研究毫無意義。”

談起自己德國學習的經歷，張文陽印象最為深刻的便是在剛開始的頭幾個月完全是在不同的垃圾資源化工廠和焚燒廠度過的，在那里作為實習生的他們確切了解了德國城市生活垃圾資源化管理和技術體系的完整運作流程。在他看來，目前正是由于一些專家缺乏全面的、系統的垃圾資源化處理專業知識，才導致中國在一些項目上出現不恰當的決定。

經費之困

2009年4月28日，北京市政府通過了一個文件——《全面推進北京市生活垃圾處理的意見》。在該意見中，北京市政府決定下撥100億元人民幣用于北京市生活垃圾的處理。在王維平看來，這是史無前例的。

當《科學新聞》詢問這些經費將有多少真正用于科研的時候，王維平直言稱這個專業的研究經費投入嚴重不足，迄今為止也沒有受到重視，“就系統內部而言，建設部、市政委、城建局的內部研究經費不到整個垃圾處理問題投資的百分之一。”他說。

由于上海市政府的重視，擔任同濟大學污染控制與資源化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的趙由才每年能獲得近千萬的研究經費。他同樣認為該領域經費不足，他認為相比國家對于水污染的處理而言，無論是在工程上還是在科研方面，國家對于垃圾處理方面的投入都少得可憐。“垃圾處理的科研全國投入不足1億人民幣，而對于水處理每年上10億。”他說

一邊是科研經費的不足，另一方面張文陽還曾發現一些專家和企業在垃圾處理問題上浪費國家經費。2007年，他曾對四川地區的一些垃圾堆肥廠調查，并上書國務院。“目前，中國的垃圾做不好，主要是與國內的垃圾處理廠有較多商業化運作有關。”他說。

張文陽回國后重點開展生物質垃圾再生能源化方面的研究，但是，一直沒有申請到相關的課題經費。他認為自己之所以一直拿不到項目，原因在于自己沒有充分的關系。由于西南交通大學是以“鐵道”研究為重點，自己的專業在申請項目中缺乏相關的支持。“事實上不只是我們學校，全國高校都一樣。我們這些回國人員往往沒有關系所以拿不到項目。”他說。

生源缺失

雖然目前各大高校的環境工程院系紛紛開辦垃圾處理相關專業，但垃圾處理專業十分冷清，生源總是比不上水污染治理等專業。

徐珊現在在一家北京的公益基金會工作，去年她剛剛從英國西蘇格蘭大學的廢棄物管理專業拿到碩士學位回國。在徐珊的班里只有20個學生，同一家學校的經濟管理等專業的學生人數則多達200人，與此同時徐珊還是這個“小班”里唯一的中國留學生。

“我覺得這個專業夠冷門，一方面錄取的幾率比較大，另一方面教師對學生會比較上心，所以選擇了這個專業讀。”徐珊說。

她告訴《科學新聞》，這個專業在當地只有兩所學校有。其他學校多開設“環境管理”學科，學這個專業的人比較多。雖然西蘇格蘭大學廢棄物管理專業學生不多，但是學校該領域的教師有13名。

專業冷門，師資雄厚，導致往年這個學校的學生沒有畢業就已經被用人單位招走。但這種狀況卻在徐珊的上上屆戛然而止。“我們的同學多是要在家耗上一年半年才能找到工作。”她說。相比西方國家垃圾處理行業的下坡路，回到中國的她顯得比較幸運，“中國目前有很多非政府組織在關注這些問題，所以有就業機會。”她說。

“就業情況決定著專業的熱門與否。因為目前中國垃圾處理體系不健全，垃圾處理總是一埋了之，一燒了之，生活垃圾資源化政府基本無熱情，該專業的學生走上社會沒有合適的工作崗位。我帶過的研究生和本科生，畢業后，沒有一個從事城市生活垃圾資源化方面的專業工作。”對于該專業的冷熱原因張文陽一語道破。

據了解，國內眾多高校都開始對該領域進行關注，設置了相關課程和專業。但是由于缺乏足夠的經費和良好的就業機會，使得該專業成為了一個“備胎”。

“目前國內研究垃圾處理主要集中在同濟大學和清華大學。但在我們學校，學習這個專業的學生往往是從其他專業調劑過來的，并不是最優秀的學生。”同濟的趙由才說。

而在這些學生中畢業后從事垃圾處理的研究者，趙由才用了“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一詞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