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目前尚無證據表明垃圾焚燒廠對周邊居民健康造成了影響，但是調查顯示一些現有垃圾焚燒爐排放超標，表明了嚴格和量化管理的迫切性

4月19日，陰。

走進北京市第一座現代化大型生活垃圾焚燒項目園區要要要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燒廠，遠遠望去，煙囪中緩緩地冒著白煙。空氣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惡臭和刺鼻，映入眼簾的反倒是一片青綠色。

像高安屯這樣的垃圾焚燒廠的興起，與當前中國被垃圾圍城的狀況密不可分。

北京與廣州目前每天制造的垃圾都達到約1.8萬噸，但兩市每天的垃圾處理能力分別僅有1.04萬噸與1.2萬噸。傳統垃圾填埋方式已經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垃圾處理量需求。

垃圾焚燒被認為是目前垃圾減量化處理的最佳方案。與此同時，二惡英，這個聽上去似乎都很“惡”的名字，隨著對垃圾焚燒的爭議，現在也變得令普通百姓都耳熟能詳。

垃圾焚燒廠附近居民的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便是這種高強致癌物，其半衰期約為14~273年，極難降解，毒性是砒霜的900倍。

北京阿蘇衛、六里屯和廣州番禺等抵制垃圾焚燒事件的發生，即源于人們認為垃圾焚燒過程中排放了大量二惡英。

二惡英超標懸疑

作為一種難降解的致癌物，二惡英具有熱穩定性，只有當溫度高于850度時，二惡英才被分解破壞。所以一般要求，焚燒爐的燃燒溫度應該高于此溫度，并保證二惡英在其中的停留時間在2秒鐘以上，這樣可以使二惡英的濃度降到最低，排放之后基本不會對環境和人類造成危害。

來自廣州李坑垃圾焚燒廠的運營商威立雅李坑項目助理廠長閔延軍認為，垃圾焚燒在低溫下會產生二惡英，在773益時二惡英基本分解完成，爐溫的行業標準是850度，李坑的焚燒爐溫高達979度，所以二惡英會全部分解。并且，通過活性炭、石灰、布袋等過濾，可以使重金屬和二惡英排放達標。

那么，目前為止，那些已經建成的垃圾焚燒廠二惡英排放情況如何？來自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的陳吉平研究員帶領的研究團隊歷時一年，對中國19個市政生活垃圾焚燒爐的二惡英排放進行檢測和分析后發現，19個企業的二惡英/呋喃物質的排放量變化在0.042~2.461ngTEQ/m3間（ngTEQ/m3為二惡英排放濃度單位)，平均值為0.423ngTEQ/m3，遠高于歐盟標準(0.1ngTEQ/m3)。

在受調查的19個企業中，16個企業的二惡英排放達到中國葉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曳(GB18485-2001)，即不超過1.0ngTEQ/m3，所占比率為84%，還有3家企業二惡英排放超標。

對此次調查結果，陳吉平認為，"這也很正常，沒有什么好奇怪的。這與一些焚燒爐的建設早晚等諸多因素都有關系。就像產品抽查一樣，任何行業里總有不合格的。"

當問及超標排放涉及哪些企業時，"因為是做研究，同時答應不對外公布，樣品采集才得到焚燒爐所在企業的配合。"陳吉平說，"誰問我，我都不會告訴他的。"在江蘇吳江垃圾發電廠審批過程中，國家環保部環評司官員說，二惡英國家標準是1.0ngTEQ/m3，但環評司實際審批標準為0.1ngTEQ/m3，是歐盟標準，比國家標準嚴格10倍，“這樣比較保險"。

但是陳吉平的調查顯示，19個企業中只有6個企業的二惡英排放達到歐盟排放標準。

不過，即便中國垃圾焚燒的二惡英排放沒有達到歐盟標準，它在二惡英排放總量中占的比例并不像很多公眾所擔心的那么高。

2008年，南京大學呂亞輝等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公布的《二惡英排放識別和定量工具包》，同時利用實際監測數據對某些排放因子進行補充和修正，估算了中國二惡英的排放清單（見表）。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二惡英實驗室主任鄭明輝告訴記者，排放清單的數據不完全是來自監測數據。“基于2005年的數據預測，垃圾焚燒向大氣排放的二惡英類占總排放量的2.5%。現在雖然垃圾焚燒總量有增加，但關掉了一些高排放的小型焚燒廠，預計垃圾焚燒向大氣排放的二惡英類占總排放量的1%。”

陳吉平的研究認為，導致二惡英排放超標的最主要原因是國產焚燒爐的排放控制水平要低于進口焚燒爐。他同時強調，垃圾焚燒并不是二惡英排放的首惡，鋼鐵行業中的二次”煉等成因，在總排放量中的影響比率更大。根據檢測結果估算，假如以2006年中國焚燒處理垃圾總量1138萬噸來計算，排放到大氣中的二惡英/呋喃總量僅為19.64克。

但是在反對垃圾焚燒的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水環境研究專家趙章元研究員看來，“不論是第一還是第二，只要排放都一樣有影響。多少都不應該排放。”

但顯然，由于日常生活中就有二惡英產生，“多少都不應該排放”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選址遠近之爭

除了二惡英排放的困惑，垃圾焚燒廠的選址和防護距離仍然是一大難題。

2008年9月4日，環境保護部頒發了2008年82號文件《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質發電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新改擴建項目環境防護距離不得小于300米。

300米的科學出處在哪里？

“其實到現在，干脆沒有標準了，環評單位在現場根據排放大小進行現場計算，算下多少是多少。”趙章元說。垃圾焚燒爐距離居民點到底多遠，早期這個問題爭論已久，遲遲定不下來。在他最初參加的評審時定的是1000米，后來修改到800米，后來又縮到700米。“實際上1000米內都有影響，300米更是太冒險，因為日本1.2公里以內的癌癥發病率相當于外邊的兩倍。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是不是就沒有一個把關的，就到300米？”

但是對趙章元等“反燒派”的看法也不乏反對意見。

“有觀點認為垃圾焚燒導致周邊居民癌癥高發，但這些觀點還缺乏科學數據的支持。目前還沒有肯定的二惡英排放對人類致癌的病例報道。國外一些焚燒設施周邊大型調查也沒有發現對居民健康的明顯影響。”鄭明輝說。他同時指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歐美和日本等國家的焚燒設施沒有二惡英類控制，有些焚燒爐二惡英類排放很高，有可能會對健康或環境有影響。中國在沒有興起垃圾焚燒時就已經制定了二惡英類排放標準，“在達標排放的情況下，對人體健康和生態環境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對于焚燒廠選址的安全防護距離來講，“這個說法本身就有問題，安全不安全受很多因素所控。”陳吉平說，“作為附近的居民，誰都不愿意讓焚燒廠建到自家門口。二惡英毒性確實很強，但是風險并不一定很大。目前國際上也沒有一個具體案例能夠證明垃圾焚燒廠排出的二惡英對人體的具體傷害案例。”

然而，西南交通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張文陽認為：“300米也好，1.2公里也罷，目前國家都沒有一個定論。我認為5公里是比較合適的。”他同時指出，德國的焚燒廠主要是建在工業區，所以沒有出現群體事件。焚燒廠的選址除了應該考慮居民以外，絕對不能建在上風口。

不過，有網友認為，有關垃圾焚燒廠是否在上風向要客觀理解，上風向和下風向是相對的。就北京來講，海淀的下風向也許就是朝陽的上風向，北京市的下風向也許就是河北某地的上風向。如果因為海淀區是“上風上水”，北京市海淀區的生活垃圾要運輸到其他區縣處理，進一步延伸，北京的生活垃圾是否要運輸到北京以外地區處理？

目前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已經下發文件，對垃圾處理廠的選址、垃圾處理工藝的選擇以及環境的控制都做了明文規定。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說，“任何單位如果按照這個規定去執行的話，對周圍的環境影響是非常低的，完全符合我們國家乃至國際的標準。目前認為垃圾焚燒對周圍環境有影響是一種誤導。”

監測之難

雖然垃圾焚燒從技術上不存在問題，但實時監測二惡英濃度則難以實現。

一個疑問便是即使二惡英排放達標，防護距離也夠，誰來保證企業生產過程中嚴格執行環保標準？

二惡英在線檢測目前在歐美乃至日本都無法做到，只能在實驗室里檢測，而中國目前能夠檢測二惡英的實驗室也寥寥無幾。

也就是說，如果企業實際生產過程中排放超標，出了問題很難解決。

目前全世界的垃圾焚燒廠均無對二惡英的實時監測手段，英國伯明翰大學環境化學高級講師、二惡英研究專家斯圖爾特窯哈瑞淵StuartHarrad冤博士證實，對二惡英的實時監測，目前在國際上是道難題。

在鄭明輝看來，雖然二惡英類不能實現在線監測，但可以通過一些間接指標來指示二惡英類物質是否會高排放。“二惡英類是由于燃燒不充分產生的，CO是燃燒效率最好的指示，它可以實現在線監測。CO濃度低表示燃燒效率高，產生二惡英類的可能性小。還有就是灰渣熱灼減率也是表征燃燒是否充分的標志，測試也很容易，這些在國家標準中都有明確的量化指標。”

高安屯垃圾焚燒廠的焚燒尾氣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塵等數據通過一個LED顯示屏向公眾公開，唯獨沒有二惡英的數據。該焚燒廠所在的管理中心業務科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二惡英無法實現實時監測，但可以通過其他氣體的數據來表征，因為二惡英和某些氣體具有很好的相關性。”但是對于高安屯垃圾焚燒廠公示監測數據一事，周邊居民有看法院“公示的數據是否能達到真實可信？”“公示的數據來源是什么，會不會是焚燒廠自己填上去的？我們怎么知道這些數據是否真實，是否有說服力。而且這些專業的數據，作為普通老百姓也很難看懂。”

焚燒：必然與偶然

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發布的《中國環境發展報告（2010）》稱，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生活垃圾生產國。垃圾數量不斷增加，但政府又難以找到處理垃圾的新方法和新地點。在土地資源稀缺的背景下，垃圾焚燒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選擇。

但是，健全的垃圾分類是垃圾焚燒的前置條件。二惡英等有毒物質主要是由垃圾中的塑料制品焚燒產生，由于垃圾沒有分類，直接焚燒必定產生大量二惡英。

北京市政管委高級工程師王維平說院“垃圾焚燒發電是目前國際上普遍使用的一種技術，是一種成熟穩定的技術，也是一種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技術。”

雖然國外也有部分垃圾焚燒禁令以及興建計劃被取消，但是焚燒還是目前處理垃圾的主要方式。

中國則仍然處于大規模興建垃圾焚燒處理設施的階段。廣東番禺官方和權威專家給出建廠的理由，主要是“垃圾圍城”“處理技術先進”和“焚燒無害無污染”。

然而，這些理由在反垃圾焚燒派主要代表趙章元看來，實際上是“商業的語言，很不科學”。

趙章元認為院“國際上對于二惡英的排放其實沒有一個科學的閾值即臨界值，就連歐盟標準也是臨時定的，也并不科學。并不是參考這個標準就能解決問題。”他指出，垃圾焚燒不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處理垃圾難題，國外也想了很多辦法，從填埋到焚燒要要要一度被認為是解決垃圾問題的良策要要要大家慢慢發現焚燒帶來的危害更大，而現行技術尚無法做到無害化，最終又紛紛選擇分類處理。“以分類為基礎，對垃圾進行資源化利用，才是解決當前垃圾危機的最終途徑。”

這一點，與全國政協外委會副主任韓方明的觀點不謀而合，他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撰文指出，焚燒的方式處理垃圾，雖然在部分發達國家確實是重要手段，但絕非簡單地一燒了之，而必須具備以下前提院只有健全的垃圾分類與回收處理，才能確保垃圾焚燒的科學性，即不該燒的不燒，該燒的才燒。在項目立項、選址、環境評估等全過程中，都必須公開透明。只有這樣，才能取信于民。

而在中國，這些條件在韓方明看來基本不具備，他說院“實際運作中，具備以上前提的垃圾焚燒項目寥寥無幾，多數項目往往從立項開始就對周邊居民欺、瞞、打、封，違法暗箱操作噎噎再次，由于焚燒過程完全不透明，廠家偷工減料的現象普遍長期存在，焚燒質量無從保證。”

但是陳吉平有不同看法院“其實垃圾焚燒并不是人們想象的那么特別，一定要客觀地、科學地分析這個問題。現實是，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們認識到了垃圾焚燒過程中有二惡英的排放，因為了解所以關注。如果不了解、不清楚，即使排放淵二惡英冤人們也不知道，更不要說排放量的多少。”但是為了讓這個產業健康發展，陳吉平認為，工藝技術一定要提升，“目前的減排控制要求等不是很明確，政府部門要加大監督和監管力度。”

鄭明輝認為，企業超標排放必須整改，同時在管理上也可以探索一些實用且能量化的方法，如監察焚燒企業活性炭的購買量和使用量，嚴查除塵器的效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