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氣候變化大會12日晚通過《巴黎協定》，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建章立制”。多位專家認為，這份協定標志著全球氣候治理模式的改變，在人類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對中國低碳轉型、可持續發展也將發揮推動作用。而相比較以往的氣候變化法律文件，此次《巴黎協定》有了更多不同。

變化一

“自下而上”的行動機制

在新協定下，各方將以“國家自主貢獻”的方式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

《巴黎協定》以各國“自下而上”的方式作為行動機制。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第二份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它與第一份法律文件《京都議定書》有所不同。《京都議定書》對發達國家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強制減排安排，導致部分發達國家不愿接受而退出，削弱了效力。

“《巴黎協定》這么做的好處是能得到廣泛參與，”關注全球問題科學家聯盟戰略與政策部門主管奧爾登·邁耶說。目前已有180多個國家向聯合國提交了自主貢獻文件，涉及全球95%以上的碳排放。

中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鄒驥認為，《巴黎協定》確定的行動機制是一次新探索。“以往自上而下的做法，經過實踐檢驗，執行得不是太好”。他說，美國未批準《議定書》、加拿大退出《議定書》、日本拒絕加入《議定書》第二承諾期……這些現實要求對全球氣候治理模式重新嘗試。

變化二

可改變投資者消費者行為

不過，“自下而上”并不意味著放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分。《巴黎協定》依舊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依然要帶頭開展全經濟范圍絕對量減排，同時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幫助后者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在自主行動的透明度等問題上，區分也有所體現。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指出，《巴黎協定》將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進一步加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

鄒驥說，對中國而言，加入《巴黎協定》承擔相關履約責任，會帶來降低污染、減少極端天氣、推動產業發展、創造就業等諸多好處。其中他最看好的是，《巴黎協定》釋放出的政策信號，可以改變投資者、消費者的行為，推動中國加快向綠色低碳發展轉型。

他認為，中國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創新發展路徑，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人口素質、收入來源都需要轉變，轉變后才能保持長久持續增長。

展望

《巴黎協定》或讓新能源更有“錢”景

巴黎氣候變化大會通過的全球氣候變化新協定為控制全球氣溫和溫室氣體排放設定一系列目標。不少環保組織、科研人員和政商界人士認為，這些“雄心勃勃”的目標將推動世界轉向更為清潔的新能源。

化石燃料面臨終結

《巴黎協定》確定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的目標，并提出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而努力。新協定還指出，全球將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標，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

不少環保組織和政界、商界人士預計，巴黎協定設立的這些目標將促使全球轉向更為清潔的能源，可能預示著“化石燃料時代的終結”。

環保組織350.org主管梅·伯文則說：“這意味著化石燃料時代或將終結。如果不把煤、石油和氣體燃料留在地下(不再開采使用)，這一協定中確定的目標無法實現。”

實際上，這一轉變已經露出苗頭：發達國家市場的煤炭價格由于污染防控措施嚴格等壓力，已經暴跌;英國僅存的一些深井煤礦由于太陽能設備日益普及，面臨關閉;而美國、德國、中國等不少國家近年可再生能源設備急劇增長。

投資流向新能源

聯合利華公司首席執行官保羅·波爾曼認為，巴黎協定的影響范圍“遠超各國政府的行動”，將體現在多個行業和層面。“當世界認識到正著手全球經濟無碳化這一前所未有的計劃時，這種影響在銀行、股票交易所、企業董事會和研究中心也將被感受到。”

要實現巴黎協定設定的控溫和減排目標，除了需要各國政府落實巴黎協定相關承諾，也有賴于企業、消費者、投資者等各方面共同應對。而在德國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主管漢斯·約阿希姆·舍爾恩胡伯看來，投資者對達成目標尤為關鍵。

路透社13日援引多方估算報道，實現全球向低碳經濟轉變所需資金數以萬億美元計，包括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對新能源的補貼等。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鼓勵資本市場為此大膽行動起來。他說：“資本市場將成為這一轉變的主要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