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稱《公約》)規定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等基本原則，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不具有強制減排義務。即便如此，中國近年來自主自愿采取減排措施，加大實施力度，并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此外，中國還主動與多國展開氣候合作，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為推動氣候談判注入新動力。

作為氣候談判的基石，《公約》明確指出，與有義務率先減排的發達國家不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和社會發展及消除貧困為首要和壓倒一切的優先事項”，因此發展中國家可根據各自國情，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自主采取力所能及的減緩和適應行動。

出于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需要，以及一個發展中大國的擔當，中國近年來在加強本國氣候治理方面頻有“大動作”，對于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大手筆”。

今年6月，中國正式向聯合國提交2020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自主決定貢獻”：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實現，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

中國還計劃于2017年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并把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列入“十三五”發展規劃中。

這份“綠色答卷”成色如何?專家估算，上述60%至65%的減碳目標，意味著2005年至2030年間碳排放強度年均下降率須維持在3.6%至4.1%。而美國和歐盟1990年以來的碳排放強度年均降幅均約為2.3%，低碳轉型表現突出的英國和德國也僅為3%和2.5%。

世界自然基金會等18個非政府組織發布的報告也指出，中國的氣候變化行動目標已超過其“公平份額”，相比之下，發達國家承諾的目標與其歷史責任和能力不相稱。比如，美國和歐盟的行動目標相當于其應承擔“公平份額”的五分之一，而日本的行動目標只相當于其應承擔份額的十分之一。

中國的努力和決心，讓《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菲格雷斯不吝贊美：中國在對待氣候變化問題上“非常非常認真”，并采取了“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具有榜樣意義。

除了加強本國氣候治理，中國也沒有忘記其他受氣候變化影響較大、應對能力較弱的發展中國家。今年9月，中國宣布出資200億元人民幣建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不少國家和國際機構對此深表贊賞，認為中國這一舉措對世界應對氣候變化作出了貢獻，展現了大國風范。

也有評論指出，與中國相比，一些有義務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應對氣候變化資金支持的國家，只是將原本用于發展援助的資金改用氣候變化援助的名義重新“包裝”，或是開出“空頭支票”。

此外，中國還積極參與國際對話，為推動全球氣候談判、促進新氣候協議的達成做出積極貢獻。

從去年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到今年的《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美兩個大國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務實合作讓世界驚喜連連。作為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加強氣候變化對話合作意義重大。

國際組織“綠色交流峰會”主席戴維˙阿貝爾直言：“中國的行動和中美合作是這兩年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最棒的事情。”

法國外交部長、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主席法比尤斯也表示，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召開前約兩個月之際，《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的發表傳遞了中美兩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強烈信號，有助于調動氣候談判各方的積極性。

中國還先后與印度、巴西、歐盟、法國等國家和區域組織就氣候變化發表聯合聲明，通過一系列鄭重承諾，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增添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