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聚焦“三農”，其中環保問題仍是重點關注之一。如果就水、土、氣的綜合狀況進行國際比較，今天的中國或是世界上環境負荷最大、污染最嚴重的國家，這可謂是“中國之痛”。而如果在國內進行城鄉比較的話，農村又是污染問題的重災區，是“痛中之痛”。

這里說的“重災區”不只是那些盤踞著污染工廠的村莊。在此類動態圖景的背后，撇開少數為旅游業而打造的“魅力鄉村”不談，大部分村莊的靜態、常態是黑水和垃圾觸目可及，土壤和地下水滲透了大量的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物質。能理解這種靜態和常態的有多種數據：每年近100億噸生活廢水直接排放，近3億噸生活垃圾直接焚燒、填埋或丟棄；化肥投入量(6000萬噸)是全球用量的1/3，農藥用量(180萬噸)所占比重可能更大。而作為其部分后果，2億多農村居民飲用水不安全，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頻發，農村污染信訪占到環保部受理信訪總量的70%—80%。另據權威部門3年前推測，在全國近60萬個行政村中，有20萬個村莊的環境“迫切需要治理”。

眾所周知，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既有內生的，也有外源性的。30多年來農村和農業的工業化，以及農民日常生活用品的化學化，使大量的污染物排放已經牢固嵌入農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中，并遠遠超過了它能消化的限度；而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地區的招商引資，以及城市環境治理過程中的污染轉移，則進一步加重了那里的環境壓力。

更為不幸的是，與污染在農村的蔓延、“普及”和深化的歷程相對，我們的環保重點始終是在城市和工業，農村環境治理大致是“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環保下鄉”不過是2007年以來的新鮮事。也正因如此，迄今沒有建立起關于農業和農村污染的檢測、管控和保護體系。

應當承認，從近年來環保部出臺的相關政策，如“以獎促治”、“依考促治”等，以及中央多個“一號文件”可以看出，農村污染確實已經受到重視，資金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但是與農村環境治理已欠賬近30年相比，實際投入極為有限：2008年—2013年，財政投入的專項資金不超過600億元，只相當于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1.5%和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2.7%，其中中央財政的投入額(195億元)不到其節能環保支出的2%。與此相應，它惠及的村莊自然有限，即便到2015年底完成環保部的預期目標，得到治理的村莊也不過6萬個，只占“迫切需要治理”者的30%。而相關調查發現，同樣由于經費短缺，一些已治理的村莊建立起的環保設施無法正常運行。

環保領域的城鄉差距，可能已經成為中國最嚴重的城鄉差距。鑒于農村不只是農民的居住地和城里人抒發“鄉愁”的“故鄉”，也是關系到所有人飯碗的農產品產地和中國的根基，這種局面不應該再持續。至于扭轉局面的關鍵，基于中國的國情，還是要靠最高層進行“頂層設計”：下定決心，向鄉村污染和加劇污染的行為宣戰，同時徹底調整資金分配上的利益關系，最終建立起堅實有效的監管保護體系和財政保障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