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市長王安順23日作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時說，去年北京空氣中細顆粒物(PM2.5)年均濃度實際下降4%，相較2014年提出下降5%左右的目標，還有一定差距。

北京治理空氣采取了哪些手段？沒有完成目標有哪些原因？明年能否順利完成PM2.5濃度再下降5%的預定目標？正在召開的北京市兩會上，代表委員、專家學者希冀幫政府一同尋找那“沒完成的1%”的原因。

一問：北京為何未完成PM2.5下降5%的目標？

根據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及向市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大氣污染防治條例實施情況報告的內容，北京超額完成了國家下達的PM2.5濃度下降2.5%的任務，但離5%的地方目標和百姓期待仍有差距。2014年北京共檢查各類污染源單位10萬余家，查處環境違法行為2921起，超標機動車1.36萬輛，處罰金額達到1.05億元。中心城區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提高到48%，控制機動車年度新增量由24萬壓縮至15萬輛，全市用煤首次降至2000萬噸以內。

一句話，北京治霾還是“蠻拼的”，但為何成績仍“不達標”？對此，王安順表示，北京確實很努力，但大氣污染防治有滯后效應，一些減排治污效果要隨后體現。其次，京津冀協同治理空氣需要形成合力。根據北京市政府首次披露的情況，除了本地污染，外來傳輸占污染總量的28%－36%，而在大范圍極端不利氣象條件下，外來傳輸對空氣重污染的貢獻高達50%。

此外，一些代表也提出，在執法落實方面，仍然存在處罰力度小、違法成本低等問題，對排污的硬約束還不夠。

二問：如果沒召開APEC會議，治霾成績會怎樣？

說到去年北京的空氣，不能不提“APEC藍”。據北京市政府報告顯示，PM2.5達優的天數較2013年增加22天，增幅31%；重污染天數較2013年減少13天，尤其是APEC會議期間北京空氣質量優良，PM2.5濃度同比下降54.5%，可以說APEC會議的確為2014年北京治霾和最終的“4%”作出了一定貢獻。

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玉梅追問，如果沒有APEC會議期間的臨時性限制，治霾成績會怎樣？

對此，北京市政府報告提出，正因為APEC會議成功召開給北京帶來更多治霾的經驗與反思，推動了京津冀協作機制與聯防聯動機制功能的發揮，厘清了北京大氣中主要污染物的幾大來源，強化了實踐論證與科技支撐。

三問：2015年PM2.5濃度下降5%的目標能完成嗎？

北京市政府公布了2015年大氣治理工作清單：計劃投入108.5億元用于大氣污染治理和節能減排；嚴格執行環境保護法和大氣污染防治條例，推進綠色建筑發展和住宅產業化，開征施工工地揚塵、揮發性有機物的排污費；加大財政資金支持力度，落實企業環境責任，動員全社會共同參與霧霾治理；調整退出300家污染企業，減排揮發性有機物1.35萬噸；基本實現東城、西城“無煤化”，城六區基本無燃煤鍋爐……

但王安順也坦言，2015年治霾的壓力比2014年更大，將“爭取努力完成目標”。他說：“目標提得高一點，全民全社會都重視，要把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健康問題解決好，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決心。”

對此，一些專家和人大代表建議，北京不應再考核GDP，而應當將環境指標作為考核硬指標，加強追責與懲治力度，把解決柴油車“黑煙”排放作為重點，建設并完善電動汽車充電設施，協調駐北京大單位、學校開班車校車……

四問：機動車限行，公車能否帶頭？

根據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如出現持續嚴重污染情況，將實施企業停產、工地停工、機動車單雙號限行等措施。機動車限行時公車能否帶頭，一直是群眾最為關心的問題。

對此，王安順表示，如果在空氣嚴重污染條件下，不得不實行單雙號限行，必須“公車帶頭限行”。

他說，清新的空氣、和煦的陽光、潔凈的水，是生活在這所城市所有居民的福祉。但當面對生命的健康與汽車帶來的便利哪個更重要時？動議限號政策的初衷也是為了治霾、治堵，當“更快捷的交通”“更清新的空氣”在短期內不可兼得，限行政策也許就是我們不得不承受的“瘦身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