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一年里，美國大使館對于北京的空氣質量檢測每天都在實時更新，大多數時候，美國人都會提示道，這已是重度污染，不宜出行。但并沒有幾個人真正因此留在家里。

對于北京城區居民來說，“重度污染”這個詞或許早已司空見慣了，只要PM2.5的數據不爆表，恐怕連眉頭都不會皺一下的。

其實，開始適應污染空氣的城市何止北京，已經過去的2013年，是公眾對國內城市污染程度重新建立認識的一年。這一年，由空氣污染造成的霧霾襲擊了國內大量城市，甚至連向來以清潔著稱的長三角地區也未能幸免——十二月的整個上半月，杭州居民都切身感受了霧霾的厲害。

全國范圍內的霧霾天，顯然已經不是單純的氣候現象。它是中國多年工業化進程中的“副作用”。

工業化時期，經濟與環境矛盾催生政績考核變革

工業化，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重要成果。對于政府來說，工業化意味著綜合國力的提升；對于公眾來說，意味著能享受到比較好的工業產品、比較方便的公共服務，尤其意味著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收入；而對于企業來說，工業化路徑中所包含的生產規模化、工藝規范化和產品標準化，以及由此帶來的更多利潤，幾乎是讓一家企業長大的必經之路。

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當然會得到多方面的合力推動。于是三十年來，中國的工業化速度令人咋舌。北上廣這樣的巨型城市，激增的化石燃料使用量、持續快速增長的GDP數據……從這些現象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出，這個國家的確正在快步進入工業時代。

然而，一個國家要進入工業時代，就要預防工業的衍生物——污染。由于很難在生態和經濟這兩者之間達成平衡，加上工業進步帶來的巨大福利，以往各地的選擇都是先污染后治理，貧困一點的地區，干脆就先棄環境不顧，填飽了肚子再說。

在盲目追求地方經濟指標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以“官身”熱情萬丈參與到地方經濟建設中。但是，如果只是建幾個開發區來“筑巢引鳳”，那倒不算什么。問題是，地方政府對于焦煤、礦冶、水泥、造紙等高耗能、高污染的行業也似乎并不回避。反過來，如果類似項目的規模足夠大，地方政府甚至會全力以赴，幫助投資者打通關卡。最標準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江蘇的“鐵本案”，當地政府為了該項目順利上馬，硬是把一個100多億的項目化整為零，分拆成22次進行審批。

顯然，控制污染，就意味著要拿掉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工業企業，同時嚴格控制新增污染企業數量，以及相應的環保政策限制。那么，一方面，GDP考核還在，另一方面，政府體系又有大量的開支。這兩條加在一起，就讓控制污染變成了和地方政府利益相沖突的矛盾，那么，控制污染就并未真正實施。

慶幸的是，在2013年的年底，掌握了干部考核與任命最高權限的中央組織部，印發了一篇《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規定：今后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不能僅僅把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作為政績評價的主要指標。

中央政府的新規定，表明了當政者承認了事實。官員政績的評估，不能再單純地以經濟總量和發展速度這些指標進行下去了。因為除了霧霾之外，工業污染帶來的危害還有很多。如果再用GDP來拼政績，很可能連國內三線的小城市，也要進入霧都名單了。

取消了單純以GDP的考核，同時大幅度地壓縮政府開支，這對于環境改善來說，的確是利好消息。而我們前面說過，污染的關鍵，取決于工業。就工業而言，國內三十年積累下來，多個產業產能過剩，這正是公平淘汰落后產能，讓高效率、有創新的企業繼續發展的好時機。

不過在中國，這種淘汰，可能會呈現出另外一種動向。就現在而言，政府意識到了自己對于環境污染的責任，并且急于解決問題。于是，河北的鋼鐵產能就成為了政府開刀治理的對象。

綠色政績考核下，城市轉型需三位一體

因從事財經寫作、企業調查的原因，筆者注意到，現在的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當中，開始注意到這個動向的不算少。比如作為大型國有企業的山西朔州安家嶺洗煤廠，因為要消耗大量的電能，每年都接受政府的強制性罰款，為了擺脫這種處境，它最終選擇了由一家能源管理解決方案供應商——施耐德電氣，對自己的線路進行改造，在消除隱患的同時降低能耗。

由能源管理解決方案供應商，對落后產能進行改造，以促進其能源利用效率，確實是應時之舉。說起來，我們不妨把對傳統能源的高效利用和節約能源，視為“節流”，那么，由可再生能源開發與分布式能源的發展，就可以視為“開源”。而將“開源”與“節流”統一起來則是更為理想的設計。

在株洲，作為中國無機硅行業龍頭企業的興隆化工，一直采用水煤氣作為燃料，生產一噸產品需消耗200公斤煤，為了緩解環保壓力，興隆化工選擇與國內領先的清潔能源整體解決方案服務商——新奧能源服務公司合作，通過其提供的一站式能源解決方案，研究將水玻璃窯爐的燃料更換為天然氣的可行性。而這樣的嘗試，過去在該行業內并沒有任何案例可做借鑒。目前，以新奧自主創新技術為原型，采用系統能量優化思路，興隆化工對生產線進行全面優化升級，以天然氣高效燃燒替代傳統水煤氣，生產單耗僅為140Nm3／t，與行業平均能耗水平相比，其節能率達到17％，處于國內領先水平，年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量16000噸，年節約能源費用高達600萬元，并因此提高了產品品質，擴大了市場范圍。興隆化工此舉為該行業的節能改造和工業能量系統優化提供了重要的示范。

此外，新奧還從能源生產到利用的全過程中，提出通過日益成熟的互聯網技術，將信息網、能源網和物聯網融合成互聯網能源，以實現區域能源之間的互備互調，不僅使用戶在能源消費中具有了更多的選擇權，更可以參與到能源生產過程中，將自己利用太陽能、風能所生產的能源輸送到泛能網中的交易平臺進行售賣。

如果站得高一點，可以把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企業探索嘗試的這種重新整合能源體系的模式，能不能獲得廣泛性的成功，地方政府再次面臨著角色轉變的挑戰。

實事求是地講，以一家企業的力量，來推進能源利用的更新換代，在中國是一件幾乎很難完成的事情。在這個領域里，并沒有一個完善的市場機制——在已有的“煤－石油”大能源體系面前，新能源進入一個城市，既要對現有的大能源體系進行重新設計，又需要技術突破及理念普及。這遠遠超越了一家企業的能力邊界。需要將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公眾參與三者統一起來，進行三位一體的全面推進。而作為主要決策者的政府，除非有強有力的推動因素，否則很難重視城市能源規劃的重要性，也自然沒有太多意愿加入到這個行列中來。而政績考核制度的改變，則為城市對能源規劃的更多考慮打開了一扇窗戶。

2014年是本屆政府履新的第二年，在政令通達之后，現在是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改善經濟發展質量的時候了。盡管我們不能指望國內的污染城市，可以以集中的方式一步邁入宜居的生態城市之列。但借助政府、企業與公眾三方之力，在城市集中轉型時期解決好能源規劃與能源利用，讓霧霾天逐漸變得少起來，顯然是所有人都期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