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模式就是使得市場中的每個玩家都能掙錢。而盈利模式不清晰恰恰是國內儲能市場遲遲無法打開的尷尬原因之一。

從全球來看，將儲能領域商業模式運用最成熟的，則是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近日，其發起的增加風能和太陽能能源儲存計劃，是第一個能夠對電力儲存市場產生即時和持久影響的立法。吸引到了諸如PeterThiel、以及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等風險投資家。此外，還有電池制造商LGChem和GE。

《華爾街日報》的評論員稱，與建立新的天然氣處理廠相比，能源儲存項目的成本是很昂貴的。因此，儲能市場一定要靠投資商的幫助。在過去的5年，美國的風險投資向能源儲存項目注入了22億美元的資金，評論聲稱，之前投資智能手機的那些人目前正在涌向硅谷的能源儲存項目。

遺憾的是，對于眾多的中國企業來說，目前卻難以感受這樣的市場熱潮。

盈利模式在哪里?

“削峰填谷是儲能的重要價值，峰谷價差肯定是儲能獲得收益的最重要渠道。”一直密切關注國內儲能市場的Saft能源儲存系統和固定電池中國區銷售經理嚴世斌表示。

中國市場上還沒有一個規模儲能的商業運行項目，在沒有儲能相關補貼推出之前，電網企業、發電企業和新能源設備生產企業，誰都不愿意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

企業在發電、輸電、配電和用電等各個環節是否使用儲能，除了考慮技術是否成熟和自身成本之外，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是我國的電價機制及電價政策，因為這將直接決定儲能的應用是否具有經濟性。中航鋰電的一位領導認為儲能市場環境需要國家的指導。

隨著我國城市化快速發展，城市中白天和黑夜的電力需求之間的峰谷差有所加大。各地峰谷電價目前大多浮動在3:1左右，全國峰谷電差比較大的區域有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相比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動輒達10：1的差額費率相比有較大的差距，且中國多數地方對峰谷用電對象有許多特殊的限制，在這樣的環境下，儲能的推廣意義和推廣范圍比國外大打折扣。

值得借鑒的是，歐美國國家自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峰谷電價，到90年代后期許多發達國家的峰谷差價在4倍以上，移峰填谷效果明顯。為發電商創造商業利潤空間，促成發電商對儲能使用的主動需求。由于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電價絕對值普遍較高，導致其晝夜價差普遍高于國內的水平。

“從中國的電力市場環境來看，除了利用分時電價政策加大電價差外，實時電價也許是更好的選擇。”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蔡國雄認為創造一個股市般的實時電價市場是更為先進的策略。

此外，我國還沒有專門的儲能電價，現有電價體系中，儲能的建設和運行成本也沒有相應的疏導渠道，這也制約了我國投資應用儲能技術。因此，在電價改革時，有必要對儲能電量制定單獨的銷售電價。

蔡國雄坦言，電力儲能的發展離不開政府部門、能源企業、研究機構等多方的積極參與，通過試點項目、研究報告等方式深入推進儲能技術的研究、試驗和商業化示范。他透露美國能源部(DOE)、美國可再生能源實驗室(NREL)以及派克研究(PikeResearch)等定期推出儲能方面的研究報告，如DOE的年度儲能研發進展報告、Pike公司的儲能系統輔助服務報告等。

這些對儲能技術基礎研究的投入，使得美國能夠在儲能領域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不斷審視發展情況，進行技術儲備。同時，在研究的基礎上，美國大力開展多種類型的示范項目，儲能技術呈多元化發展格局，加快了儲能進入實際應用的步伐。

政策支持在何方?

實際上，早在2009年國家“863”、“973”等科研項目中已開始關注儲能。2010年《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中第一次提到了儲能的發展。雖然國家機構和各地方政府相繼出臺了一些相關的法規、規劃和辦法等，但目前國內尚缺乏專門針對儲能行業的政策。

“目前國家能源部與電科院都在密切關注國外的儲能政策，但是要等到政策落實下來估計要在2～3年后”。一直跟國內主管儲能機構領導有接觸的嚴世斌坦言國內的支持政策不會在短期內出臺。

而蔡國雄的觀點則顯的較為悲觀。“我感覺不搞電力的領導對儲能的概念并不清晰，市場的啟動不能指望政策開路。”作為國家政協委員的他坦言多次跟國家相關領導提案分時電價、分布式發電等儲能市場調控手段，但一直沒有明確的反饋。“他們要看到市場啟動后才會有可能出臺政策。”蔡國雄補充了他的推測。

實際上，中國的能源行業居于美日之間，沒有美國的成熟電力市場，但也不像日本電力行業的垂直壟斷。資源沒有美國豐富，但不會像日本資源缺乏，美國和日本的產業機制將對中國的政策制定非常具有參考價值。中國儲能產業也迫切需要制定政策完善產業鏈。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光伏產業資深人士認為，國家對于儲能政策遲遲不落地是跟光伏產業有關系。國家當前對光伏產業的態度是“騎虎難下”，推也不是，不推也不是。如果是儲能產業發展在光伏之前，那么可能對于儲能的支持政策就不會如此優柔寡斷了。

與國內相比，國外不少發達國家對儲能行業的政策支持力度較大，已將儲能技術定位為支撐新能源發展的戰略性技術，相關的法案、計劃、投資和補貼政策不斷出臺。

在本屆韓國Interbattery的會議上，首爾民族大學教授Seung-11Moon表示，韓國政府于2010年01月制定了《智能電網國家路線圖》。根據該路線，到2020年，韓國在智能電網建設上的投資約為27.5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656億元)，其中政府出資2.7萬億韓元，約占總投資的9.8%，其余的24.8萬億韓元由企業出資。他強調此舉必將帶動韓國儲能系統的快速發展。

在同期會議上，美國能源部副處長Miller,James在演講中稱，能源部在2011年發布的“戰略計劃”中，已明確將儲能上升到戰略層面，并通過政府直接投資、調整稅收、支持技術創新等手段促進儲能研發和應用。

據公開資料顯示，美國能源部(DOE)已經和公共事業以及項目開發商聯手，為他們提供基金。PG&E獲得了州政府330萬美元的支持，Edison也獲得了美國能源部2500萬美元的支持。近日，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CPUC)審批通過了此前的一項提案，即要求到2020年該州大型私有公用事業企業采購1.325GW的儲能。2009年撥給電力儲能項目1.85億美元，2009年8月，ARRA以稅收抵免的形式為先進的能源設備，包括儲能生產商提供230萬美元資金。

Miller,James透露，美國對大容量儲能設備(額定容量至少1000千瓦并維持1小時)將提供20%的投資稅收抵免，對應用于家庭、工廠、商業中心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儲能設備提供30%的投資稅收抵免。

值得憂慮的是，儲能項目作為投入高、運行費用更高的一個行業，上儲能項目基本都是虧本，只能是叫好不叫座。不少人認為國家配套的產業政策將對儲能產業的發展起到催化作用。

然而，中航鋰電的上述領導則認為，“政策是把雙刃劍，在沒有明確技術路線之前給予支持，可能支持的方向是錯的”。因此國家的政策出臺應該慎重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