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首日，中美就氣候變化合作宣布五項行動計劃，即載重汽車減排、增加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提高建筑和工業能效、加強溫室氣體數據收集和管理以及推廣智能電網。

自從簽訂《京都議定書》之后，氣候變化合作已經成為全球很多國家的共識，有效的全球氣候變化合作機制，正在探索中。不少有條件的國家，甚至包括拒絕簽訂《京都議定書》的美國，都形成了自己的國際氣候變化合作框架、碳交易市場、碳減排機制。就我們國家而言，鐵腕治理高耗能產業，公開做出碳減排國際承諾，醞釀推出碳稅等努力，在國際上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要特別看到，之前在《京都議定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氣候變化全球應對機制，目前看，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如何有效平衡歷史責任和現實責任，發達國家責任和發展中國家責任，成為全球氣候變化合作進一步深入的阻力。原因何在？也許，這一切都要歸咎于對于生產者責任的過多強調。

“誰污染，誰治理”思路需要改變

按照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我們慣常認為生產者是排放主體，即“誰污染，誰治理”。 初看起來，這一結論很有道理；而且，因為生產主體相對集中，容易找到打板子的對象，責任追究成本也相對較小。

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沒有需求就沒有供給。象牙買賣為何屢禁不止？鯨魚捕殺為何難以根絕？不論是有形物品還是服務的提供，都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要。

同理，碳排放的根源，不是那些相關的生產者的牟利驅動，而是人們對相關產品的消費；相應地，責任也應該不完全在生產者，而在于消費者。

從“一條腿”走路到雙管齊下

所以，各國在實施減排政策和評價減排效果時，應考慮消費對碳排放的影響，由單獨的生產者責任，轉到綜合考慮消費者責任和生產者責任。從當前的“一條腿”走路，即僅僅約束生產者一方，變成“雙管齊下”，分別針對生產者和消費者“對癥下藥”。

在生產層面，我們已經積累了不少經驗，例如，通過一些稅制的設立，積累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資金；通過企業社會責任的提倡，引導企業切實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來；通過一些技術標準、產品標準、排放標準的設立，推動產業升級換代，企業向低碳、零碳生產轉型等。

如果要采取“雙管齊下”，有些問題就不成為問題。例如，責任的認定。消費者消費了什么，產生了多少碳排放，現有的計量技術是非常成熟的。原則應該也不是問題。消費多的人要多承擔責任，消費少的人要少承擔責任，甚至消費多的人還要通過資金再轉移的方式，對消費少的人進行一種適當的補償，這樣的公平原則也很容易被接受。從消費層面，征稅要考慮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區分，在享受食品、服裝等基本服務時，雖然不能做到免費，但應該是低價的，除此以外的物品服務，則應該繳納高額的消費碳稅。

難題可能在于，如何平衡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其實往往也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責任？

從全球范圍看，生產和消費關系被割裂開來，生產區域和消費區域現在呈現逆向分布。如果把全球消費量和生產量做成兩張地圖，再重疊到一起，就發現其中差異巨大。生產加工集中在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消費卻集中在歐美日發達國家和地區。相對而言，前者生產得多、排放得多，但收入卻少，消費也少；發達國家生產得少、排放得少，但卻在全球貿易格局中占據優勢，收入高，消費多。考慮稅收屬于主權范疇內的權力，各國有各國的一套法規，國與國之間的制度、法律法規政策并不協調。估計征收數量、稅收分配和流向，會成為國家合作磋商中的難點。單純追究生產者責任，有的國家出于自我保護甚至搭便車的動機，對減排的努力大打折扣，使得《京都議定書》的實施步履維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