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長一段時間里，總部位于北京，成立于2004年的龍基電力集團的董事長蔣大龍曾經憂心忡忡。過去幾年里，他的這個在中國發展生物質能的宏偉藍圖幾近落空，集團發展陷入僵局。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支持力度不夠以及缺乏投資者關注等等。

但是今年情況開始明顯好轉。今年2月份，中國建設銀行批準向龍基電力控股的子公司國能生物發電集團公司提供280億元的信貸額度，用于國內生物質能發電廠的建設。蔣認為國能此次貸款的成功應歸功于去年底在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變化峰會，以及公司的管理水平和盈利模式逐漸得到金融機構的認可。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而中國正在為此承受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壓力。中國總理溫家寶將新能源稱為“新興戰略性產業”，而龍基電力明顯得益于此種新的政治趨勢。

相比高歌猛進的太陽能、風電等新能源，生物質能源在中國明顯低調得多。在風電和太陽能領域已涌現出無錫尚德、金風科技等明星企業，而供應中國60％以上生物質電能的龍基電力卻仍是鮮為人知，盡管公司已使中國數百萬的農戶受益良多。

這位前沃爾沃汽車公司的高管是如何在中國的農村地區建立起全球最大的生物質能源公司的？生物質能行業在中國的發展遇到哪些瓶頸？龍基電力要獲得盈利的關鍵性因素是什么？最近在接受沃頓知識在線的專訪時，蔣大龍對上述問題作了回答。

以下是訪談內容摘要。

沃頓知識在線：您能否先簡單介紹一下龍基電力公司？

蔣大龍：我是從2002年開始進入生物質能行業的，此前，我曾任沃爾沃公司的高級顧問。當時我咨詢了沃爾沃公司的同事特羅根（Karl Erling Trogen）先生（目前他是龍基電力的董事），他認為這個行業前景相當廣闊，后來我做出了轉行的決定。我們一致認為，環境可持續性是實現全球未來強勁發展的關鍵，因此我們決定創立一個從事可再生能源事業的世界領先公司，并選擇生物質能作為發展的重點。在中國，多數農民把秸稈當成“廢棄物”，每年被焚燒的秸稈的熱值相當于5億噸標準煤。

2004年，龍基電力公司成立。當年，我們從國外引入專家，從該行業的全球領導者—丹麥的Bioener獲得了生物質鍋爐技術。2006年，我們在山東建立的秸稈生物質能發電廠正式投產。這不僅是我們公司創立的第一家工廠，也是當時中國建成的第一個國家級生物質能源樣板項目。

目前，龍基電力是全球唯一一家覆蓋生物質能源全產業鏈的企業，業務涵蓋設備制造、電站運營、全套專有技術等方面。我們的業務分為兩大塊：生物質能發電廠建設，包括設備、制造、技術及工程服務；以及通過我們的下屬企業國能生物發電集團進行的電站的投資、建設和運營，龍基電力擁有該集團75％的股權，國家電網下屬的國網新源集團公司持有25％的股權。國能生物是全球最大的生物質能發電專業集團公司。截至2009年底，國能生物已提供綠色電力52億千瓦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436萬噸。

現在，我們擁有19座商業化運營電站，另有10座電站在建，今年計劃新建13座電站，到2011年，發電裝機容量預計將擴大至100萬千瓦。我計劃到2013年，建成100家生物質能發電廠，發電裝機容量達到300萬千瓦。

沃頓知識在線：在過去十年內，生物質能吸引了各類投資者的關注。龍基電力是如何崛起成為行業領導者的？

蔣大龍：在經營管理和技術方面，我們引進了丹麥最先進的技術并將技術本土化，工廠可燃燒多種農作物秸稈和林業廢棄物，從而提高了生物質能燃料的適應性。這使得我們的燃燒效率較國內同行高30％左右。此外，公司一直致力于降低電站的建造成本，以建設一家30兆瓦發電廠為例，每兆瓦的建造成本已從1.1萬元降低到9000多元。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經營理念。即使是現在，生物質能的收購價格仍不能覆蓋發電成本，龍基電力只有少數發電廠實現了保本微利。鑒于初期盈利性欠佳，大多數生物質能行業的投機者已經離場。我們公司雖然還沒有實現盈利，但是我對前景仍然看好，我相信這個符合社會與國家利益的行業一定能繼續發展下去。我們的工作讓農民增加了收入，而這正是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事實正在證明，我一開始的預感是正確的。

沃頓知識在線：您的公司如何為農民增加收入？

蔣大龍：生物質能電站運營成本的60％用于收購農民的多余秸稈。1畝地(666.67平方米)平均產生秸稈300-500公斤，目前的收購價約為每噸300元左右，從而直接讓農民的每畝地增收150元。一家典型的30兆瓦發電廠消耗生物質25萬至30萬噸，收購成本總計約為7千萬元至9千萬元。我們已累計向農民支付了19億元的現金用于收購秸稈。

我們的生物質能發電廠還為農村地區的居民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一個30兆瓦的發電廠可以創造1,000個工作崗位。發電廠可直接雇傭130名工人，每個發電廠需要建立10個秸稈物流基地，每個基地需要50名工作人員及大批中間人員。到目前為止，我們已在農村地區創造了大約5萬個工作崗位。

沃頓知識在線：龍基電力的主要收入來源是什么？為何至今尚未實現盈利？

蔣大龍：根據中國的《可再生能源法》，國家電網必須購買我們所有的綠色電力。目前的價格政策規定，國家電網為脫硫電價提供高于當地基準價格每千瓦/時兩毛五的補貼和一毛錢的臨時補貼。坦白地講，這個補貼政策是造成公司目前仍在虧損的原因之一。

首先，我們的發電廠與當地基準價格存在所謂的“逆向選擇”。例如，新疆、內蒙和東北三省等地的秸稈資源很豐富，但是當地的基準電價偏低。在新疆，甚至包括補貼在內的每千瓦/時的電價也只有五毛多，而廣東、福建、浙江等發達地區的基準電價高達六七毛，但是這些地區卻沒有建設發電廠所需的充足秸稈資源。

其次，燃料的收購價格在不斷上漲，這是我們無法控制的。秸稈的標準收購價已從2006年的每噸150元上漲到目前的將近每噸300元，但是電價并未相應提高。

所幸的是，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部分地方政府的注意。前不久，河北省將生物質能電價提高到每千瓦/時0.813元。如果國內平均購電價格能達到該水平，我相信我們將很快實現盈利。

沃頓知識在線：既然目前公司尚未實現盈利，那么擴建所需的資金從何而來？

蔣大龍：一些知名的金融機構仍然對我們的發展前景表示樂觀。2007年6月，花旗銀行為我們提供了1億5000萬美元的股權投資。今年2月，中國建設銀行總行為我們提供了280億元的貸款承諾，以支持我們未來五年內的建設計劃。此外，我們控股的國能生物公司將與一些大型企業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并開始籌備在國內A股市場的首次公開募股（IPO）。龍基電力也將擇機在海外上市。

沃頓知識在線：與生物質能相比，風電和太陽能似乎更為人們所關注。生物質能有哪些優勢？

蔣大龍：我個人認為，在所有能源當中，生物質能具有最大的潛力。其燃料的種類非常豐富，包括剩余秸稈，棉花桿、灌木、樹皮、花生殼等。這些都能為農民增加收入，鼓勵土地復墾并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每千瓦/時的平均收購價也已增加至六毛錢。如果你扣除作為農業直接補貼的支付給農民的那部分成本之后，生物質能的凈成本要低于其它能源。在中國農村，剩余秸稈都被當成廢物焚燒。通過生產生物質能，我們已大大減輕了環境污染并減少了溫室氣體排放。

此外，與風能和太陽能相比，生物質能更加穩定和便于控制。出于環保的考慮，政府正在拆除小型燃煤熱電廠，在這個環節上，生物質能發電廠將可以在供熱和支持國家電網在農村地區的安全運行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目前，我們在歐洲的研發部門正積極參與研究第二代生物質乙醇技術。將來，秸稈將首先被用于提取生物質乙醇，然后再焚燒發電。焚燒殘渣將用于制造肥料并重新用于農田。我們可以對生物質能進行充分利用。

沃頓知識在線：龍基電力的業務主要在中國農村地區，但是公司卻擁有一支國際化的管理團隊。這是什么原因？您如何將國際化和本土化相結合？

蔣大龍：這確實很有意思。我們的董事總經理西蒙•帕克（Simon Parker）曾任職于花旗銀行的投資銀行部門，卡爾•特羅根曾是沃爾沃集團的高級副總裁。國際化的高管團隊起源于公司創業初期的環境 – 公司的技術是從海外引進的，我們的投資方也主要來自海外。

管理團隊在海外營銷及戰略并購方面起到重要作用。2009年，我們利用金融危機收購了丹麥的技術授權機構Bioener。在過去，我們每建成一家生物質電站，都必須支付50萬美元的技術使用費。而且如果Bioener取消了技術授權，我們將不得不使用落后的技術。因此，這宗收購對我們的意義重大。公司的國際管理團隊出色地完成了盡職調查、談判及實施等一系列工作。

外籍高管在初期享受本地年薪，擁有期權。但是，他們和我一樣，懷有相同的使命感。我曾經和西蒙•帕克開玩笑說，讓他學習中文比教會中國8億農民講英語要容易得多。之后，他開始每天早晨六點半準時到達公司學習中文。

發電廠的員工幾乎清一色的是本地人，其中有95％是從當地直接招聘的。我們在農村展開了一些有意思的試點工作，并與地方政府密切合作。我們還利用地方政府的組織資源來收購秸稈，而他們可以獲得收益用于發展當地經濟。我們還嘗試與當地社保部門和保險公司進行合作，根據農民提供的秸稈數量來為他們買保險。這些試點的順利開展離不開當地團隊的工作。

沃頓知識在線：要在中國進一步發展生物質能的主要挑戰有哪些？

蔣大龍：我們希望政府能制定類似于其它新能源行業的，全國統一的補貼政策，以保持生物質能發電廠的可持續性發展。

良好的政策應當包含“大力支持、合理規劃及適度控制”，這能使生物質能發電行業大獲裨益。政府必須制訂公平、透明的行業規則，因為現在已出現一些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苗頭。

例如，因為生物質能發電廠的燃料供應要求提供一個經濟的運輸范圍，因此，每個地理區域應當只允許建設一家生物質能發電廠。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卻審批通過了在一個地區建設兩三家發電廠的方案，造成燃料競爭過于激烈，從而對生物質能行業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在考慮到供熱、供電等因素的情況下，政府部門應當制定一個全面的發電廠建設計劃，而不能由于生物質能對整體能源供應的貢獻相對較少而任其發展。

此外，有部分生物質能發電廠名不符實，多數時間在燃燒煤炭而不是生物質，或者將煤炭與生物質摻雜在一起。這類發電廠的前身是小型的煤電廠，通常由當地政府所有并將其定為“生物質”發電廠，這樣就能讓這些工廠繼續運行。在中國，將煤炭和生物質摻雜在一起是很普遍的。如果缺乏法規監管，就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后果。

沃頓知識在線：目前，在許多新能源領域先行者“從貧到富”的故事的刺激下，各類投資者都在試圖進入新能源行業。您對此有何看法？

蔣大龍：我對個人財富看得沒那么重。我出生在山東的一個農村，令我感到驕傲的是，龍基電力已成為中國民間最大的支農補助系統之一。我們累計提供了19億元現金用于秸稈收購，這個數字每年還將繼續增多。此舉使得數以百萬的農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我在周末很少休息，我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我對我從事的工作充滿激情，我的同事也有同樣的熱情。一家發電廠能創造數千個就業機會，并使數以萬計的農民受益，這個愿景令我們倍受鼓舞。

我的理念就是，如果公司對社會和環境有益，這家公司必定會取得成功。我們國家的決策層已經認識到發展生物質能的深遠意義。如今，中國的生物質能正在使農民和環境受益，我堅信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會大力支持這個產業，所有的參與者都將從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