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許多人將聯合國氣候談判比作一輛奔馳的列車?，F在，這輛列車即將到達哥本哈根終點站。但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迎接它的不是燦爛的陽光，而是密布的陰云。

如果把2007年印度尼西亞巴厘島會議看作是起點站，那么氣候變化談判的列車已經駛過了10站。列車裝載的是四大議題：減緩氣候變化、適應氣候變化、技術開發和轉讓以及資金問題。圍繞最核心的問題——發達國家2013年至2020年的中期減排目標，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始終各執一詞，分歧巨大。

發達國家爭當最差

11月2日至6日，為哥本哈根大會作準備的氣候談判進入最后一站巴塞羅那。會議剛開始，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發生了：非洲國家代表集體退席，聯合抵制談判一天；與此同時，在大洋另一側的美國，參議院環境和公共工程委員會正式就“參院版”氣候法案進行辯論，但從始至終，該委員會7名共和黨成員沒有露面。

非洲國家代表杯葛談判，是為了抗議美國等發達國家不愿大幅削減碳排放；而美國共和黨人抵制辯論，則是為了盡量拖延氣候方案通過的時間。一方要求減排更多，另一方壓根兒不想減排，雙方的立場南轅北轍，要談到一起真是難上加難。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估計，發達國家需要到2020年前，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25%至40%，才能避免給世界帶來災難性影響。發展中國家據此提出了發達國家減排40%的要求。但發達國家認為，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最積極的歐盟提出的減排目標也只有20%到30%。許多氣候談判專家開玩笑說，大部分發達國家都在“爭當最差”。其表現有三：

第一，做“口頭文章”。美國是唯一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并承諾2008年至2012年減排的發達國家。與前任總統布什不同，奧巴馬上臺后，提出美國要帶頭應對氣候變化。今年6月，美國眾議院提出方案，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排17%。這個目標看上去很高，但用1990年作基準年換算，實際上只減排4%。因此，一些環保組織批評美國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第二，開“空頭支票”。以日本為例，鳩山由紀夫上臺后承諾中期減排目標是25%，這比上一屆政府提出的8%高得多, 但落實起來有些麻煩。首先，這個承諾有前提條件，即所有主要排放國都參與減排。眾所周知，各國在歷史累積排放以及經濟發展水平上存在較大差異，氣候談判的“憲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據此提出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即發展中國家不能像發達國家一樣承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限控義務。因此，鳩山提出的前提根本不可能被發展中大國接受，前提條件就無法成立；其次，日本經濟界不予認同，認為負擔太大，不利于經濟發展。

第三，拉中印“墊背”。一些發達國家一直試圖重新解釋“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如日本提出發展中大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是有區別的，它們應該“畢業”成為發達國家。言下之意，中國、印度和巴西等國也應承擔強制的減排任務。日本還提出“按行業設定減排目標”，這實際上是用全球性的行業指標，混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氣候變化的責任。總之，發達國家為了轉嫁自己的減排責任使出渾身解數。[page]節外生枝顛覆規則

當談判接近終點時，更令人驚愕的是一些發達國家不僅在減排問題和基本原則上做文章，還要徹底改變氣候談判的“游戲規則”。

氣候談判一直堅持兩條軌道并行，其一是氣候談判的總體框架——199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發展中國家和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的美國在公約下，采取進一步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其二是1997年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基礎上制定的有法律效力的《京都議定書》，簽署《京都議定書》的發達國家根據該法的規定，制訂2013年后的減排目標。

但在今年10月舉行的曼谷會議和剛剛結束的巴塞羅那會議中，歐盟提出把雙軌合為一軌，廢除或拋棄《京都議定書》另搭新框架，妄圖把法定的強制承諾，改成公約下的政治宣言。日本和澳大利亞等國也遙相呼應。

中國代表團團長蘇偉說：“在談判時間所剩無幾的情況下，提出一種根本違背談判基礎的新方案實質上就是給談判進程設置了新障礙。”《京都議定書》工作組中國談判代表李婷則認為，這是發達國家拖延時間的把戲。她說：“接下來在哥本哈根最終上演的，也許是它們從《京都議定書》附件一(指具有限控溫室氣體排放義務的國家)的‘大逃亡’。”

最終協議還需等待

兩年前，各方在巴厘島達成了“巴厘路線圖”，并設定了2009年年底的談判最后期限。當時，聯合國負責氣候談判的高官、《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伊沃·德博埃爾對在哥本哈根達成一份全面協議充滿信心。

然而金融危機的突然爆發，改變了一切。即便歐盟也不再熱心推動氣候談判，害怕應對氣候變化對經濟產生負面沖擊。今天，列車已經接近哥本哈根。面對發達國家不斷倒退的態度，德博埃爾只好改口稱：哥本哈根可能難以成為原定的終點，也許只能再達成一份“哥本哈根路線圖”，最終的協議可能還需要繼續等待。

事實上，兩年前許多談判專家就指出，把2009年年底作為最后期限過于樂觀。一份有意義的氣候協議，不能離開碳排放量占全球約25%的美國的參與，而美國國會預計到2010年才有可能通過一項氣候法案，屆時美國政府將拿出真正的氣候談判方案，一些發達國家將會以美國為風向標，所以應把最后期限設在2010年。談判的進程果然被這些專家言中。

本月初歐盟領導人訪問華盛頓時，美國總統奧巴馬表態說，哥本哈根會議構建的將是一個“應對潛在生態災難的框架”。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也呼應說：在哥本哈根達成類似《京都議定書》的協議是不可能的，但達成一份框架協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這樣的協議還是有可能包括發達國家減排的時間表以及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

從一份全面國際協議降級到一份框架協議，這也許會令很多人失望，但氣候談判畢竟是向前移動了一點點。奇跡雖然在哥本哈根不可能發生，但人們還應該把希望寄托于哥本哈根后新的一站。因為應對氣候變化、拯救我們生存的地球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和義務，誰都不能置之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