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國家發改委已將新的成品油定價方案已上報給國務院，在聽取各方意見，對其進行修改后作為暫行辦法擇機出臺。成品油價格改革對于中國能源安全，各方利益的平衡，以及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需要政府發揮極大的創造性和智慧，通過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來解決這一影響中國未來機制轉變。

去年以來，東南沿海地區出現的“油荒”問題，暴露了政府長期對能源價格和資源配置的強勢干預政策已經無法應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市場化進程，不得不進行必須的調整。中國能源所面對的窘迫問題，歸根到底都與我們在能源市場化進程中的遲疑與停滯密不可分，一部分供需關系被推入市場，另一部分供需關系又被嚴格控制在政府的管制體系之下，這種混亂和不協調引發了一系列矛盾，直接危險到了國家的能源安全和可持續發展。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若要保障自身能源供應的長期穩定，關鍵需要將中國巨大的能源需求轉變為市場強勢。需求并非等于市場，如果僅僅擁有需求卻不具備支付能力，沒有買賣雙方可以議價的交易平臺，沒有對稱的信息傳遞，沒有相應的權利和義務，就不可能形成一個真實的市場。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石油需求，如果不能建議一個與全球供需相銜接、機制相融合的市場，不僅不能保障中國自身的能源安全，也會攪亂全球的供需關系。

價格并軌是石油市場化建設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只有將中國市場的石油價格與全球價格體系銜接起來，中國市場才會融入全球供需體制，中國的需求才會形成“低谷效應”，全世界的石油才源源不斷地會流向中國。所以說價格機制的改革是中國能源安全的必要保障，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必須面對的問題。

但是，價格的并軌并非僅僅是國內油價直接與國際油價的簡單“掛鉤”，根據國際油價進行實時調整。去年國際油價在“卡特里娜”颶風和對沖基金投機因素影響下，2005年8月30日曾一度達到70.9美元一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世界這一天的石油交易都是按照這一價格進行交割的，實際上真正在這一價位形成的交易量非常有限。在國際石油交易中真正按照紐約期貨市場價格形成的交易量極為有限，大多數的石油交易是通過長線期貨交易、份額油和長期協議實現的，受到石油價格波動的影響并不大。

根據“邊際效用”的法則，邊際需求影響邊際價格，邊際需求量越大、波動范圍越大，對邊際價格的影響作用就會越大。在全球石油供需體制中，現貨交易就是影響邊際價格的邊際需求。中國的巨大石油需求本應該更多的納入全球長線供需體制，以回避油價的波動，也可減少對世界油價的影響。但是，由于肩負中國市場采購的企業無力駕馭國際期貨交易，不承擔平抑價格的儲油義務，政策又隔阻了國內需求與直接與國際供應商進行長線石油交易的權利，這將導致中國的絕大部分需求都變成了直接影響國際油價波動的“現貨交易”，使國際炒家獲得了巨大的投機空間，為國際油價據高不下推波助瀾，也給“中國能源威脅論”創造了市場。如果我們將中國日益增長的巨大需求，簡簡單單地與國際市場掛鉤，不僅無助于平抑穩定國際油價，而且可能招致更多的國際金融投機者進入石油市場炒作油價，不僅影響全世界的經濟發展，也會對中國企業和國家利益造成極為嚴重傷害。

問題還不僅于此，基金的炒作會導致石油價格的劇烈波動和價格背離等問題，將嚴重影響產油國和石油生產企業的投資決策。石油從勘探開發，到鉆井產油，再到運輸煉化是一個周期漫長的投資建設過程，而今天某一環的投資不足，可能一環一環地影響到整個全球石油供應的生產鏈，導致“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終影響以后許多年的全球石油供需平衡，從而影響世界油價，引發全球經濟衰退，加劇國際爭端，以至因“全球化”而最終波及中國自身安危。目前對于中國的石油需求而言，世界的石油資源并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沒有在勘探開發領域和相關配套方面有足夠的投入，終將釀成大禍。

將國內國際油價簡單接軌，而成品油的期貨交易機制沒有建立，且競爭環境沒有完善，而油價的隨市波動若過于激烈，勢必造成國內用戶產生“任人宰割”的情緒，造成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不利和諧社會的建立。中國的貧富差別已非常嚴重，特別是廣大的農村人口。農業生產中，灌溉、耕種、收割等過程需要大量成品油，農民的其他生產生活也需要成品油維系。幾年來，為了提高農民收入，拉動內需，國家幾經奮爭，終于將兩千多年的農業稅全部取消，也不過了了300億，而中石油去年沒有“接軌”的利潤就高達1700億，如果油價再接軌農民恐怕要掏的就不僅僅是300億了，怎么辦？中國存在極大的區域發展的不均衡，中央政府如何平衡這種地域差距，是千百年來維持國家統一和安寧的難題。中國的石油資源集中在相對落后的西北和東北地區，他們長期以遠遠低于國際市場價格，甚至是無償地向央企供應石油資源。現在要資源地區按照國際市場的最高價格來支付取自他們地下的資源，他們將作合想法，這是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資源--市場--責任”是一個相互關聯的問題，我們將資源交給一些壟斷性企業管理，又將市場交由他們控制，這本應該是一筆 “交易”，交易的代價就是對應的能源安全和價格穩定等責任。中國的國有企業都是從政府機構蛻變而來的，轉軌之初無償占有了大量公共資源，而這些資源本是老百姓通過國家管理的，有的甚至是老百姓增加繳費建設的，但今天這些資源已被一些企業視為了他們自己的財產，似乎與消費者毫不相干。如同一個租地耕種的長工，非但不交地租，反而要地主按照最高“市價”買回他種的糧食，而地主又沒有權利收回土地，也沒有條件不買這些糧食。

油價接軌改革中，是否也應該考慮“地租”的問題和“市場準入”的義務？如果消費者必須按照國際市場的油價買油，為什么要將資源和市場以低于國際代價交由這些國有企業？政府應該代表消費者按照市場交易原則與這些企業討討價，權利和義務要對等，不能總是一筆糊涂帳。中央政府可以是交易一方，地方政府也可以是交易一方，市場準入機制已被很多公共事業領域采用，進入市場承擔的責任要說清楚。油價可以按國際市場價格確定，但使用國家資源也必須按照國際市場價格給予差價補償或納稅，政府將這些錢補償給資源地區，以及市場中需要補償補助的群體；進入各地市場就應該履行準入的責任，對保障能源安全和維持價格穩定承擔對應的義務。

讓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價格接軌長遠的說是利大于弊，將會使中國的石油需求真正變為一種市場優勢。但是，現階段這樣做將不利于具有市場壟斷性的國有大型石油企業的積累和發展，不可能“魚和熊掌兼得”，一旦價格完全接軌，允許壟斷市場和國家給予扶持的意義也將隨之消失。這些企業也應該認真權衡利弊，不要患得患失，拿芝麻換西瓜。

要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僅僅是將國內國際油價簡單接軌，更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市場。首先，政府應該從舊游戲的“參與者”，迅速轉變為新游戲的“創造者”，將注意力從具體管理，轉移到新規則的制定和完善。政府必須脫身于利益之中，盡可能從國家的長遠利益出發，發揮才智來平衡各方利益，堅持市場化的改革目標。政府在制定新規則中，不僅要立足解決眼前的問題，更需要從機制上解決長遠的問題，以及一攬子解決與之連帶的相關問題，爭取盤活全局。

27年以前，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曾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形象地比喻為“摸著石頭過河”，為什么要“過河”？過什么“河”？因為我們需要從傳統計劃經濟一岸涉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岸，需要涉越的是不斷改革開放的激流。然而，中國能源一些最為關鍵的企業和機構幾乎忘卻了“過河”的初衷，完全沉醉于在河床的石頭中捉蟹抓蝦，將“過河”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甚至某些壟斷企業以“行業特殊”為由，改革的目的已經不是“過河”，而是在水中摸魚。油價改革不應該是石頭中的一條大魚，而應該是過河進程中的一塊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