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張世秋看來，環境保護已成為社會利益沖突重要的觸發點，環境問題的解決和整個機制、利益調整政策的制定是分不開的。因此，需要政府通過恰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手段調整利益機制，使得利益沖突能夠緩解。

《中國科學報》：我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對環境的壓力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張世秋：中國僅僅用三四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用二三百年時間才走過的工業化進程，各類環境問題集中爆發，對資源基礎和環境質量帶來巨大壓力。

首先，污染物排放巨大，在二氧化硫等幾類主要污染物方面，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國；其次，雖然與工業生產相關的污染排放受到了一定的監督和管理，但農村面源污染以及與民眾消費相關的污染排放持續增加，對基于工業污染控制的中國環境管理體制和政策體系提出了嚴峻的調整；第三，雖然中國有效控制了包括二氧化硫等常規污染物的排放和污染問題，但各類不被民眾熟知或者不被重視的“新型”污染問題持續出現，比如PM2.5以及近地面臭氧超標問題等；第四，雖然污染物排放量得到一定的控制，但環境質量依然堪憂，比如城市空氣質量、河流的水質以及與民眾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食品安全等問題依然突出。

盡管中國環境形勢嚴峻，但同時必須看到，環境保護工作還是取得了很大成效。比如，2010年前，我國很多地方經濟基本是以兩位數的年增長率在增加，但是污染物排放并未等比增加。

《中國科學報》：未來在控制環境污染問題上，我們應重點關注哪些方面？

張世秋：首先，政府行為（包括決策行為）、企業行為以及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均與未來環境整體形勢的轉變密切相關。三大類不同主體的行為改進都是必要的，在踐行生態文明、實現社會—經濟—環境—生態共贏方面，需要發揮政府、企業和公眾三方相互制衡、相互激勵的正向促進關系，并借此積累中國長期發展的社會資本。其中，政府做好角色定位，致力于建設良好的制度環境、進行政策引導尤為重要。對于我國政府來說，如何善用公共權利，致力于構建一個高效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

其次，我們一直在鼓勵科技創新、努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但我們在自主創新方面還有很大差距。技術自主創新是一個杠桿，只有通過它作用于生產消費過程，才能降低排放量、改變能源效率。是否有技術創新原動力、是否有技術創新的制度環境是一直爭論和討論的議題。

第三，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發展極不均衡。令人擔心的是，在這樣一個發展極不均衡的地域之間，能否避免污染從發達地區向落后地區轉移等類似問題在很多國家中都有發生，中國能否控制這樣的趨勢是一個挑戰。

第四，中國依然有眾多貧困人口，這些人恰恰生活在生態脆弱區，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這些貧困群體有權享受基本和具有質量的物質生活權利。在這方面，急需設計并實施具有環境公平和社會公平的政策手段，包括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

第五，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需要調整，在全社會已經形成共識。但是形成共識與能夠實現中間需要有恰當的手段來推動，比如，可再生能源作為清潔能源，由于它的成本相對較高，如何讓綠色經濟組分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就需要我們通過比如對環境有害的產品進行課稅等市場信號和政策信號，避免市場的逆淘汰；中國應盡快在“稅收中性”原則下制定和實施環境和資源稅收政策，也就是說，不增加整體稅負水平，增收環境稅但降低其他稅收水平。

《中國科學報》：人們一直有這樣的擔心，如果加大力度保護環境，勢必會影響經濟發展速度，資源、環境的保護會影響就業、收入的增加。對此您怎么看？

張世秋：這其實是一個把環境保護看做收益還是成本的問題。保護環境是否影響經濟發展速度，各方面有很多不同看法。

由于保護環境需要限制一些污染企業的安家落戶，在短期內可能會影響到本地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許會因為要求污染企業上一些治理措施增加了企業污染控制成本或生產成本。

但從社會整體看，環境保護到底是收益還是成本，取決于是在微觀層面上看還是在宏觀層面上看，從短期評估還是從長期評估。或許今天投資的污染行業可能確實帶動經濟總量的增加，但是未來或者我們的后代都將為當初排放的污染付出更大的代價，包括更高成本的減排、環境質量的改進以及因人體健康影響而帶來的個人和公共開支的增加等。

因此，中國要在如何保護環境和經濟增長之間尋找恰當的平衡點。“經濟發展速度放慢，則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可以作為一個命題，同時，另外的命題也同樣成立，即環境質量惡化實際上也在影響著社會的穩定。

對于決策者以及每一位公民而言，必須在一個更為公開開放的平臺上去討論：我們到底是要犧牲一點現在經濟增長速度讓我們的未來，包括我們的子孫后代不要為我們今天的行為付出代價，還是現在保證了經濟發展和增長速度，然后讓后代包括我們的未來承擔今天所有的成本。

環境問題的解決和整個機制、利益調整政策的制定是分不開的。除了我剛才說的保護環境是成本還是收益的問題，還應該更深入討論誰在經濟增長中獲益了，誰從環境破壞當中受損了。對不同利益群體所受到利益影響機制的研究和討論有助于對社會緊張焦灼的利益沖突關系的認識和解決。

我們到底該不該保護環境？我們所看到的都是顯性的環境保護投資影響了經濟增長，可是有誰真正關心過現行經濟增長方式產生的環境污染給社會和經濟帶來的影響有多大？

1997年世界銀行對中國水和氣污染帶來的社會經濟損失作了一個分析，1997年因水和大氣這兩項污染帶來的損失大概占當年GDP的7%左右；2004年環保部作過一個研究，估算了中國經濟增長的環境成本大概占GDP的3%左右。從這個角度去討論大力度保護環境是否影響經濟速度或經濟總量，是不是得到了另外的一種解釋？

環境保護雖然影響了某些企業的發展，比如某些特定的環境政策對特定行業、特定企業的就業產生影響，但從另外的角度講，環境保護實際上也在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這也是收入增加的新的來源。

比如有些清潔技術發展本身也在創造就業，國際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2010年，聯合國發布了一個報告，要在全球范圍內推行綠色新政，以扭轉環境污染問題，并通過綠色新政應對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衰退。該報告認為，綠色清潔技術的發展首先有助于提高就業機會；其次，創造了新的收入來源；第三，會在全球領域推動技術的創新和技術的進步；第四，綠色新政本身必然會帶來整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較大調整。

上述這些都會有助于轉變很多人認為的環境保護一定會影響經濟的傳統觀念，這樣一個特別的結論給出了一個注腳，即只要政策或戰略制定得恰當就不會影響經濟的增長，它事實上也將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動力。

《中國科學報》：為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科技應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發揮怎樣的作用？

張世秋：科技在經濟增長環境保護中的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基礎研究方面，即對規律性問題的認識，包括污染物、資源消耗，另外也包括強調對社會運作關系、主體行為變化這樣一些機理性的研究。

其次，技術創新方面，學術界的歷史使命包括增進人們對世界本身的認識，提供知識改進社會認知，這是學術界當仁不讓的一個基本責任和任務。

以我的觀察，中國發展如此之快速，環境與發展、環境與經濟、環境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如此復雜，在世界上是少見的甚至是沒有的。在這方面，科技界、學術界每一個知識的積累和認識的深入都在影響著最終的決策和最終的技術走向。

涉及到具體的技術，中國科技界對技術創新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中國的科研投入也在持續增加，在技術當中有幾方面問題在未來應不斷去改進：

一是我們怎樣構建良好的技術創新機制，推動技術研發孵化到產業化的過程；二是在強調自主創新的同時，還要兼顧技術如何服務于產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需要。

在技術方面，目前雖然在高校、學術界、企業等產學研三方關系上已經有了很多實踐，在未來還應該花更多的精力推動大學和學術界研究成果的產業化過程。如何更多地面向社會需求和社會進步有針對性地研發新技術，將成為科技界新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