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多家中國光伏企業的掌門人齊聚溫州，舉行了一場秘密的閉門會議。會議沒有做任何宣傳，但從會場流出的紙質材料來看，出席者中包含了起碼十多位行業頭部人物。激戰正酣的對手們抱團取暖，顯然是要討論他們眼下面對的集體困境。

中國光伏業正在經歷一場產能過剩帶來的嚴冬。盡管這個行業對產能周期并不陌生，甚至有“五年一周期”之說，但這次低谷仍然來得過于陡峭。從2023年下半年至今，產業鏈上的各個主要環節的市場價格跌跌不休，已經全部擊穿成本線，導致全行業普遍虧損，嚴峻程度前所未見。

晶科能源的董事長李仙德本來是準備參加這場會議的，但在臨行前忽然有重要的公務，便委派了公司的一位副總裁參加。然而，他在千里之外依然有話想說，于是在飛機上用手機敲下了一篇短文。

“不要一邊呼吁企業加速淘汰關停落后產能，一邊企業采取一點動作就大肆夸大渲染。建議企業家們卸載微信，關掉Wi-Fi，‘不要臉、不著急、不害怕、信自己’，你，穩贏。”他寫道。這篇短文于第二天發表在晶科能源的微信公眾號上，閱讀量達到了10萬加。

出生于1975年的李仙德在一眾“60后”的光伏大佬中是少壯派。他鮮少出席社會活動，但近一兩年樂于在社交媒體上闡述自己對行業未來的思考。“穩贏”兩個字像是對自己的喊話。晶科在2023年重返光伏組件出貨量全球第一的位置，2024年上半年繼續保持領先，在公司創立至今的18年里，總出貨量達到260吉瓦。而目前全球光伏的總裝機量接近2,000吉瓦，也就是說，全球每8塊組件中，就有1塊來自晶科。

在一定程度上，他的這段話也濃縮了中國光伏業此刻的處境：長期潛力巨大，短期陣痛劇烈。

陣痛在于，產能過剩疊加逆全球化，已經逼出一種共識：不來一場產能的大出清，行業就難以走出困境。但在前幾年的光伏狂歡里，企業、資本、地方政府等多方利益裹挾其中，出清可能變成一場拉鋸戰，將所有人繼續困在價格內卷的泥潭中。

而熬過這場寒冬，有著超越行業本身的重要意義。作為中國制造業向“微笑曲線”兩端攀爬的優等生，光伏業的命運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緊密交織。在中國產業升級的進程中，光伏上接輕紡家電、機械電子等傳統制造業，下銜以出口“新三樣”為代表的新能源產業，它實現突圍、走向全球市場的努力會給更年輕的鋰電池和電動汽車行業帶來啟示，關系到未來中國的國家競爭力。

不要臉、不著急、不害怕、信自己。

自本世紀初加入世界經濟大循環，中國還沒有任何一個產業像光伏這樣，在世界范圍內做到了產能和技術的雙重領先。

在產能上，中國生產了全球90%以上的多晶硅、98%的硅片、90%以上的光伏電池和85%的組件;在技術上，中國光伏業在過去20年里把光伏發電成本降到原來的二十分之一，在量產產品的光能轉換效率上，已經多年保持世界紀錄。恰逢人類歷史上第三次能源轉型拉開序幕，若這種優勢能充分釋放，中國光伏業就將像一家主流西方媒體所驚呼的那樣，“定義”這場人類用可再生能源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的大革命。

在李仙德看來，未來是一片星辰大海，比當下的短期波動更重要。他在2006年創立的晶科能源幾乎完整經歷了中國光伏業近20年發展史上的“四起四落”，可以說，它的競爭力就是在一次次穿越周期的過程中捶打而成。

與這個行業里的絕大多數參與者一樣，晶科是民營企業，出身草根，自誕生之日起沒有一刻不在一個高度競爭的市場中搏擊。它早期也曾經粗放經營，一度還因為污染事故而停產，但被競爭壓力不斷倒逼出效率與技術創新力。憑借膽識和一點運氣，它賭對了技術路線上的幾次躍遷，踩準了資本布局上的關鍵時機，得以在勁敵環伺中成為行業龍頭。

與這個行業中的大部分企業一樣，晶科雖然不直接受到國有資本的蔭蔽，但多年來受益于稅收、補貼、廉價土地等國家扶植政策。這類產業政策加速了中國光伏業的崛起，但也極易造成一哄而上、魚龍混雜的局面，還為這個行業被外部世界質疑為“不公平競爭”提供了口實。

與整個光伏產業一樣，晶科要成長為一家真正的世界級企業，就必須開始思考除了規模和低價之外，還能夠靠什么去贏得全球用戶心智。有觀察者認為，這個行業已經走到了從“溢出”轉向“付出”的時刻，不能再滿足于“掀翻”歐美，搶占每一寸市場，而是要幫助其他國家一起加入能源革命——去到那里，輸出技術，提供工作——就像跨國企業曾經在中國所做的那樣。

中國光伏業站在十字路口。晶科仿佛是一塊切片，通過觀察它，我們可以一探這個產業的特質、處境與未來。

產能的“公地悲劇”

與李仙德的采訪，約在位于上海虹橋的晶科能源總部大樓。這棟9層高、玻璃與金屬質地的建筑物看上去更像是一家技術公司的辦公樓。走進大門，挑空的大堂正中懸吊著一只巨大的水晶地球儀，顯示出晶科征戰世界的抱負。

49歲的李仙德看上去比實際年齡更年輕一些，有著典型浙商的精干勁兒，口音軟糯，但話語中透著一種不容置疑的權威感。他曾經自嘲長著一張“不討喜的嚴肅臉”。上海總部是他展示公司形象、接待來訪的地方，但他真正的戰場在別處。

每一天，14家分布在海內外的晶科工廠都能夠生產出約300兆瓦的光伏組件，幾乎相當于15年前晶科全年的產能。這些組件只需要發電一小時，就可以供130戶家庭用上一整年。但如何能夠在庫存堆積、價格大跌、關稅漸漲時，為這些產品找到買家?事實上，即便已經做到了出貨量位居全球第一位，但晶科在2023年的開工率卻只有七成左右，而全行業的整體開工率僅有五成到六成。

在采訪前的幾周里，晶科好幾次登上新聞，它的一舉一動被置于放大鏡下，作為行業領頭羊的風向來解讀。可以想象李仙德每天需要處理的信息量，而在最近幾個月里，壞消息比好消息多。

好消息是，他在幾周前剛作為中國光伏業的代表，陪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法國，見到了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法國商界表達了對中國光伏業擠壓當地產業的擔憂，中方則表示出了增加溝通并解決實際問題的意愿。在歐洲再次醞釀針對中國光伏產品發起反傾銷反補貼的“雙反”調查之際，這次出訪或許可以建立一些互信，為中國企業再贏得一些時間。

壞消息也不少：今年5月，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光伏產品增稅一倍至50%，緊接著對東南亞四國的光伏產品發起新一輪“雙反”調查，矛頭顯然指向在那些國家設立工廠、企圖繞開關稅的中國企業，其中就有在越南和馬來西亞都設有工廠的晶科。

而離家更近的地方也傳來了壞消息。晶科正全力以赴在山西太原建造一個超級生產大基地，一期工程剛建成投產，就在4月底發生了一場大火。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發生在車間屋頂的這場火災卻打亂了晶科對產能爬坡的部署，很可能對全年業績造成影響。

山西大基地被賦予了“再造一個晶科”的期待。即便在中國光伏業產能擴張近乎瘋狂的2023年，它的規模——總投資560億元，從硅棒到組件的一體化總產能將達到56吉瓦——也令同行們咂舌。它將創造全新的紀錄：光伏制造業史上最大的一體化產能、最大的單筆投資。

然而，它也是中國光伏業“興也產能，殤也產能”的一個絕佳注腳。

起步于本世紀初的中國光伏業迄今已經經歷過四輪周期，每一輪的“故事線”都很相似：先是投資大量涌入，產能快速擴張，直到供給遠大于市場消化能力時，價格下跌、工廠停產、行業洗牌。而每一次周期都與國家戰略或者政府補貼息息相關。在技術早期，光伏發電的成本遠高于煤電等傳統發電方式，市場繁榮高度依賴政府補貼，補貼一旦停止，往往立刻造成需求驟降、產能過剩。這一現象不只出現在個別國家，幾乎是光伏業起步階段各國市場的鐵律。

沒有周期的行業，只能說不重要，也沒有規模。

中國光伏業經歷的第一次大規模興起，就要感謝政府補貼，只不過是萬里之外的德國政府。2004年，德國推出屋頂光伏新政，上調補貼力度，令需求一夜暴增。中國光伏產品價廉物美，訂單接到手軟，引發第一輪投資熱。這輪熱潮持續四年，到2008年時因為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海外需求急劇下滑而熄火。

此后的第二輪和第三輪周期，都始于中國政府為刺激光伏產業而推出的補貼政策。第二輪周期從2009年中國政府推出“金太陽工程”補貼政策開始，到2011年至2012年歐美對中國產品發起“雙反”調查而止;第三輪周期從2013年開始，中國政府推出了包括度電補貼、光伏電站建設補貼等在內的一系列補貼政策，直到2018年財政吃緊，不得不取消補貼而止。

無數的光伏企業倒在了幾輪行業低谷中，包括一度做到全球第一、但被激進擴張拖垮的無錫尚德。晶科幸存下來，并穩步壯大。有觀察者認為，這是因為李仙德從不盲目擴張，而這種行事風格或許和他在創業之初就與一場危機擦肩而過有關。

李仙德的創業腳步始于浙江省東南部一個名叫玉環的海島縣城。在那里，李家三兄弟接續創業的故事家喻戶曉。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李家大哥李仙壽離開工作十年的玉環縣文化局下海，投身那時還被稱為“太陽能”的事業。四年之后，他的昱輝陽光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成為最早在海外上市的中國光伏企業之一。

大哥的成功吸引了兩個弟弟李仙德和李仙華。時年30歲的李仙德是當地一家建設安裝公司的負責人，而二哥李仙華經營著縣里最大的汽車維修廠。2006年，李仙德與李仙華分頭賣掉生意，歸攏資金，在江西省的上饒成立晶科能源，李仙德出任董事長。

此時恰逢中國光伏業的第一次投資熱。從給哥哥做“配套”——供應硅料——開始，他們逐漸向產業鏈下游擴張，在硅片、電池片、電池組件這三個環節里也各有布局。

2008年，李仙德從客戶手里收到2億元預付款，還得到了深創投等海內外基金的5,500萬美元投資，正準備大干一場時，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光伏業進入第一場寒冬，折戟無數。所幸晶科的大規模擴產還沒有開始，巨額資金還在手上，李仙德幸運地躲過一劫。

或許是受到這次經歷的啟示，李仙德一直以穩健內斂知名于業內。他遲至2010年才赴美上市，比好幾家當時的頭部光伏企業晚了三四年，而且奉行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的原則，在國內外的產能部署上更謹慎也更平衡。直到第四輪周期開啟，全行業打響又一輪擴產競賽，他也終于按捺不住。2022年，晶科返回A股，在科創板上市，兩年間IPO以及可轉債各100億元的融資基本用于運營及擴產，最后甩出山西大基地這個“王炸”。

在這一項目宣布幾周后的2023年6月，李仙德發表了一次題為“把硬仗的氛圍拉滿”的公開講話，說：“是時候，搞點大的了。”

第四輪周期的發令槍，是中國政府在2020年宣布的“3060”雙碳戰略。這一戰略的提出讓新能源板塊在一夜之間炙手可熱，光伏業再次成為焦點。而與此前幾次投資熱不同的是，這一次，由于技術的進步，光伏發電成本已經降到與煤電齊平甚至更低，企業無需政府補貼也能夠盈利。于是，逐利的資本成為這一輪熱潮的驅動力。僅在2023年上半年，光伏行業就有60家企業發起近2,000億元的再融資，排隊上市的光伏企業多達40家，合計募資需求超過1,200億元。踴躍入局的還有多地的地方政府，它們為了當地GDP賣力招商，甚至親自下場，投資光伏產能。

幾年間，不僅光伏企業動輒投入幾十上百億元資金擴充產能的消息頻見報端，大量原本與光伏無關的企業，包括家電廠商、乳制品企業、造車廠，甚至養豬廠，也齊齊涌入了這個賽道。一些上市公司只要發一份進軍光伏的公告，股價就能夠迎來一波大漲。2023年，中國光伏組件產量接近500吉瓦，超過了全世界所有國家可以消納的光伏組件的總和。

非理性的投資熱終于讓產能過剩的緊箍咒再次發威，距離上次恰好又是五年。到2023年第四季度，光伏業已經置身于一場慘烈的價格戰中，產業鏈上的各個環節的價格都近乎崩塌，電池片的價格較年初下跌52%，組件下跌46%。大量企業減產、停產和裁員，虧損狀態延續至2024年上半年。有外國媒體把這一景象形容為集體擴張導致的“公地悲劇”。

2024年年初，晶科年會，李仙德走上舞臺的腳步有點沉重。在一番略顯悲情的講話中，他說，山西大基地是為了順應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而建，“而今天我們只能感慨它生不逢時”。

從“搞點大的”到“生不逢時”，只用了短短半年。

采訪時，山西大基地的大火已經過去了兩個月，晶科對外表示，基地的建設和生產正在按照計劃推進，但這個項目仍然受到爭議。晶科的資產負債率高達近75%，高于行業平均的60%，引發山西大基地規劃過于激進的解讀。

但李仙德堅持認為，山西大基地代表了光伏制造的趨勢，它的“垂直一體化”生產模式將為晶科筑起一道更深的護城河。

所謂“垂直一體化”，就是在一個生產基地里完整實現光伏生產的四大環節：將原始硅料通過拉晶制成硅棒、將硅棒切割成硅片、硅片刷上電極制成電池片、將電池片焊接成為光伏組件。

李仙德說，在目前更分散的生產方式下，從買來硅料到做出光伏組件大約需要60天，而山西大基地能夠把這個過程縮短至七天。

不僅如此，山西大基地還將生產過程高度數字化，為此晶科專門投資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他解釋道，光伏組件由多種不同檔位的電池片組合而成，算力可以把每個組件訂單所需的大量不同檔位的電池片迅速匹配至不同的生產線，以此將庫存堆積減到最低。它還能夠讓晶科做到“數字交付”——客戶在下單時就可以收到一個鏈接，從中能夠追蹤每一件成品的原料來源、生產進度以及碳足跡。

晶科的規劃是，當山西大基地在2025年完全建成時，將包含56吉瓦單晶拉棒、56吉瓦硅片、56吉瓦電池片和56吉瓦光伏組件的綜合產能。僅組件這個環節，新增產能就將達到晶科在2023年全年的組件出貨量——78.5吉瓦的70%，而且八成以上的出貨都是技術更先進、價格更高的N型組件，因此有“再造一個晶科”之說。

對于能否找到足夠的買家，李仙德似乎并不擔心。他說，晶科一向是先有訂單，再去擴充產能，去年年底就已經鎖定了2024年訂單的90%，現在他更關注的是2025年的銷售情況，“2024年對我們來說已經結束了。”

他預測，由于光伏價格已經下探到足以逼退產能、刺激需求的低位，加上全球能源轉型的腳步沒有停歇，所以今年全球的光伏需求將比去年增長20%，而晶科的出貨量將同比上升30%至40%，有望超過100吉瓦。

晶科最新發布的業績顯示，李仙德的目標正在被不折不扣地執行。2024年上半年，晶科的組件出貨量同比上升42%至44吉瓦，繼續保持全球第一，并且拉大了與第二名之間的距離。這主要因為它在一種名為N型TOPCon技術上的領先優勢——這種技術的能源轉化率更高，是目前光伏業最為前沿的一種量產技術;也因為它在海外市場的表現好過同行們，上半年海外市場出貨占比達65%。

但是，受困于持續疲軟的市場價格，晶科上半年的營收額同比下降12%，凈利潤同比大幅滑落69%，突顯價格戰之慘烈。

對于整個行業正在經歷的產能出清，李仙德的判斷是：出清速度可能會比想象得更快。他認為有兩種產能會被迅速淘汰：一是因為價格跌穿成本而導致不再盈利的產能，二是沒有持續開工能力的產能，因為光伏需要持續生產來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在某種程度上，危機甚至是一件好事情，因為它會拉開優秀企業與平庸企業的差距。他還認為：“沒有周期的行業，只能說不重要，也沒有規模。”

不過，在這一輪光伏周期中，站在臺前的不僅是企業，還有地方政府。不少業內人士警告稱，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親自下場干光伏，現在很不情愿關停老舊產能，可能會延宕出清的步伐。

在今年7月的溫州會面上，這也是大佬們討論最多的一個話題。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的名譽理事長王勃華就在會上說，一些地方政府“入戲過深”，把很多光伏項目搞成了業績工程。

在為溫州聚會所作的隨感短文里，李仙德也憋不住要說幾句：“在一個劇場里只需要兩種人：演員和觀眾。制造者是演員，使用者是觀眾，其他的人，那些個無關的，盡快清場，還行業一個純粹，給企業一個自主。”

被倒逼的全球化

歷史總是不斷地重演。

最近一輪困境中的中國光伏業，既掙扎于產能過剩的內憂，也面對貿易圍堵的外患，與12年前中國光伏業經歷的第二次危機十分相似。只不過這一次，歐美對中國光伏產品豎起的壁壘更高、更寬，不僅再次對從中國進口的光伏產品發起“雙反”調查，增收高額關稅，并且一路向上溯源，瞄準了制造環節。美國對中國在東南亞四國生產的光伏產品發起調查，而歐洲通過立法，強制要求40%的新能源產品必須在本土生產。

但相隔12年，中國光伏企業的實力也已經今非昔比。

相比12年前，它們對歐美市場的依賴度顯著降低。中國已經多年雄踞光伏第一大國，造的最多，也用的最多。2023年，中國的新增光伏裝機量連續11年保持全球第一，達到216吉瓦，超過全球新增裝機量的一半，也消納掉了中國出貨量的近一半。作為對比，這一年整個歐盟的新增光伏裝機容量為56吉瓦，美國為32吉瓦，日本為6.5吉瓦。在歷史累計的裝機容量上，中國在全球的占比達到了驚人的40%。

在光伏業中，晶科最早在海外建立營銷網絡，如今把產品賣到全球200多個國家，還在其中的120個國家組建了本地化的銷售團隊。在采訪中，李仙德多次提到了晶科在海外市場的營銷能力，有點意外的是，帶他入行、如今幾乎隱身于江湖的哥哥李仙壽在這里重新“現身”。

“我們兄弟的感情非常好，但大家爭執還是非常多的。比如說在他的理念里，只要把產品做好，肯定就會有人來買，但我會認為一家公司的綜合能力很重要。”他說。這種綜合能力就包括本地化的營銷和服務能力，這種能力讓晶科在一些重要市場贏得了更長久、更忠誠的客戶。

最近，他到中東拜訪一位客戶，還沒有展開正式的商業談判，對方就直截了當地說：“未來我公司50%以上的產品，都會從你的晶科采購。”他認為，這是十幾年來雙方建立的互信的體現。

但這種互信在中國光伏企業與歐美市場打交道時，則日益稀缺，尤其是在中國光伏業把幾乎所有競爭對手擠壓出局，而能源安全與地緣政治交織在一起的當下。

中國和世界一定會和解，而且一定會在新能源上首先和解，因為其他的問題更復雜。

過去12年間，不論在技術水平、管理成本，還是產業鏈的完整度上，中國光伏業都形成了明顯優勢，不僅不再依靠政府補貼，在國際市場上也具備了更高的溢價能力，出口給歐美的價格比國內的價格要高出很多，導致從業者們普遍抱怨，時至今日歐美還在以“反傾銷、反補貼”為名制裁中國光伏業，實屬理虧，本質是對本國產業的保護主義政策。

12年前的“雙反”之下，中國企業開始“走出去”設廠，以規避調查與關稅。晶科是其中的先行者，先后在馬來西亞和越南成立生產基地，2017年又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投資5,000萬美元設廠，成為第一家在美國生產制造的中國光伏企業。2023年4月，晶科向佛羅里達州的工廠追加5,200萬美元的投資，改擴建1吉瓦組件生產線。跟隨它的腳步，中國前五大光伏企業已經全部在美國設廠。

但隨著中美關系惡化，晶科發現自己夾在了一場無聲的戰火中。據美國媒體報道，2022年，晶科一大批出口至美國的光伏設備因為被懷疑“涉疆”而在美國邊境被扣留，幾個月后才被放行;2023年5月，就在晶科宣布在對佛羅里達州的工廠增資擴建后一個月，工廠就受到美國政府部門的突擊檢查，原因不明。

與歐洲相比，美國對中國光伏業的情緒更為復雜，其中既摻雜了最新的地緣政治，也摻雜了歷史。

美國是當代光伏技術的起源地，世界上第一塊可商用的太陽能電池在1954年誕生于貝爾實驗室，此后的數十年，美國一直是光伏技術研發與應用的前沿。然而進入21世紀，由于頁巖油的發現，以及傳統化石能源業的強大游說力，美國政府在新能源政策上一直舉棋不定，再加上勞動力昂貴，供應鏈不完整，美國光伏產業逐漸全面落后于中國。今天排名前十位的光伏制造商里，中國貢獻了九家，美國僅剩First Solar一家。在市場規模上，美國也落后于中國和歐洲，2023年中國的光伏組件出口中，大約一半賣給了歐洲，僅有0.03%銷往美國。

正因為美國市場既小又不友好，中國光伏業在近期浮現出一種聲音：不妨“能源脫鉤”，放棄美國市場，讓它們嘗嘗沒有中國光伏的滋味。我問李仙德，他如何看待這種想法?

他皺了皺眉頭，立即回應道：“情緒解決不了問題。美國的強大不僅僅在于它的市場。美國科技在全球的覆蓋率，它的長臂管轄，已經讓華為吃到很大的苦頭了。美國的金融體系也很強大，如果你對它過于負面，就將會面臨全球金融體系的打壓。”

今年，美國市場預計將占到晶科整體銷售的5%至10%，但李仙德在采訪中說，此時此刻，占據他最多思慮、最難以做出的決定，就是在美國政府開始圍剿東南亞四國的光伏產能之后，該拿美國市場怎么辦。

他表現出了同理心：“你不能說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我便宜，我就賣給你，不顧及別人的感受，對吧?你要站在歐洲的立場、美國的立場去思考問題——我給了你市場，然后你把我這個產業的人都打敗了——他們怎么能沒有危機感?”

一個選擇是在東南亞四國之外重新布局產能，另一個選擇是去美國進一步擴大產能。但光伏的產業鏈很長，要考慮的因素非常多。“地緣政治的問題，貨幣的問題，當地的經濟情況，工業水平，最主要的是當地產業鏈的能力……”李仙德說，任何一個環節的短板都可能影響產品的競爭力。但他認為，晶科要成為一家世界級的企業，就必須從全球銷售升級為全球生產和全球投資。

這呼應了一種聲音，那就是近年來國內市場的飽和，以及外部的貿易圍堵，正在倒逼中國企業告別高度內耗、極限壓縮利潤空間、對產業長遠發展不利的價格競爭，將全球化進程提前展開。這是比上一輪“走出去”更深度的全球化，有學者稱之為“跨國化”，需要企業具備塑造品牌、輸出技術、利用全球人才、構建跨國產業鏈的能力。在中國產業重返世界經濟大循環四分之一個世紀后，已經有不少中國企業具備了這樣的眼界和實力，現在到了拿出魄力的時刻。

就在采訪后一個月，李仙德的思考有了答案，晶科落子中東，宣布在沙特阿拉伯建設總投資額達10億美元的光伏電池及組件生產基地。這是繼馬來西亞、越南、美國之后，晶科的第四座海外工廠，也是中國光伏業迄今為止最大的海外投資項目之一，投產后電池及組件的年產能將分別達到10吉瓦。近兩年已經有多家中國光伏企業赴中東建廠，有“組團闖中東”之說，而晶科在那里的品牌基礎扎實——今年上半年，它在中東的市場占有率已經接近50%。

在直接建廠之外，李仙德也在考慮另一個出海路徑——向海外企業輸出技術，收取專利與技術使用費。晶科目前已經申請專利近4,200項，在TOPCon技術路線上積攢了462項專利。今年年初，晶科宣布已經允許全球十大光伏企業之一使用它的N型TOPCon相關專利并收取費用。

“既然一定要走出去，那就換一種姿態和姿勢走出去。自信一點，你的籌碼已經不少。”他在給溫州會議的隨感里寫到。

超越29.43%

1954年在美國貝爾實驗室里誕生的第一塊可商用太陽能電池，驅動起了一座小小的玩具摩天輪和一臺小型無線電發報機。它的太陽能轉換效率大約是6%，意味著它每接收到100份太陽光，可以將其中6份轉換成電能。

70年后的今天，中國光伏企業已經在大規模量產中普遍實現了24%以上的轉換率，在實驗室中還能夠把這個數值推到更高。受制于物理定律和材料限制，用晶硅制造的光伏電池有一個理論上的效率極值——29.43%。這個其貌不揚的數字在光伏業里卻仿佛是一座圣杯，吸引無數企業殫精竭慮，靠著不斷的技術迭代和工藝升級向著它無限逼近，不僅為了展示實力，更為了背后巨大的經濟利益——轉換率每提高1%，每度電的發電成本就下降5%至7%。

1954年光伏技術面世時，度電成本大約為300美元;到今天，中國絕大部分地區部署的光伏電站的度電成本已經低于0.2元，而煤電的度電成本在0.4元至0.5元。在一些光照條件更好的地區，光伏的經濟性更加明顯。晶科科技2021年在沙特阿拉伯中標的一個600兆瓦項目，就以0.0104美元(約合人民幣7分錢)的度電成本創造了當時的世界紀錄。

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僅過去十年間，全球光伏發電項目的平均度電成本累計下降超過80%，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歸功于幾代中國光伏企業的努力。而光伏是一個高負債重資產的領域，企業對技術路線的選擇無異于豪賭。在李仙德的回憶中，晶科歷史上最驚心動魄也最關鍵的一場押注，發生在2016年放棄多晶轉向單晶時。

單晶硅和多晶硅都可以用來制作光伏電池，但在晶體結構上存在差異，有人將前者比喻成整齊排列的陣隊，后者則像操場上自由跑動的人群。單晶硅的能源轉化率更高，但早期包括晶科在內的中國光伏企業都選擇了多晶路線，因為成本和技術要求都更低。到2014年時，另一家行業龍頭隆基綠能率先突破技術難關，全面轉向單晶。跟，還是不跟?行業出現了巨大的分歧。

李仙德召集十多位副總裁級別的下屬開會，會議進行了幾個小時，爭論異常激烈，最終由他拍板，押注單晶。“你不做產業很難理解，那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等于你要完全推翻自己。我們之后用了兩年時間，把所有設備都換成了單晶。”他說。

2023年，晶科在暌違全球組件出貨量第一位置兩年之后重新登頂，是因為它選擇的TOPCon技術逐漸成為主流市場的新寵。這種技術在晶硅電池的背面形成一個極薄的特殊涂層，能夠更有效地捕捉光子，減少它們的逃逸和反射，從而實現更高的能源轉換率。晶科的TOPCon技術領先行業，轉化率多次打破世界紀錄，最高達到26.89%。

但光伏業的技術迭代很快，一家企業如果在一時領先的技術上押上全部身家，很可能在三五年后就被更新的技術超越，而自己卻已經船大難掉頭，因此行業中一直有著“冠軍詛咒”一說。眼下業內對TOPCon技術也有爭議。老對手、2020年至2022年超越晶科成為全球第一的隆基綠能就認為它只是一種過渡技術，很快將會被替代。

但李仙德堅持認為TOPCon技術還有三年到五年的市場空間。他說，在山西大基地建設前，晶科已經預判了未來至少三年的技術路線，而且大基地為技術升級做好了準備：“過去的一條電池產線大概兩三百米長，現在八百米長，給未來新設備的導入留出了足夠的空間。”

一種逐漸進入主流視野，也被晶科所看好的前沿技術名為鈣鈦礦。鈣鈦礦是一種不同于晶硅的全新材料，比晶硅的光吸收能力更強，轉換效率更高。在實驗室里，晶科將N型TOPCon技術與鈣鈦礦相結合的疊層電池的轉化率已經達到了33.24%。

這些必須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的能源轉換率，常常被各家光伏企業在財報和新聞稿里津津樂道，但意外的是，當我提起晶科的多項“世界紀錄”時，李仙德卻露出了一絲不耐煩：“我反對很多企業拼命地去講這些技術的故事。”

他解釋道，光伏本質上不是消費品，而是投資品，客戶看重的不是炫技，而是高效穩定低成本的產品。“無論你的組件多便宜，效率功率多高，未來不被需要的產能就是過剩的。”他說。“那未來需要什么樣的產能呢?本地制造的、綠電制造的、有當地服務團隊支持的、有光儲一站式方案的，這種產能才是被需要的。”

他認為，“光伏+儲能”將是未來電力主要的供應模式。由于依賴光照，光伏發電具有波動性和不可預測性，可利用的小時數遠低于煤電，需要儲能設備來削峰填谷。眼下光伏已經占到中國發電總裝機量的23%，但實際發電量卻只占總發電量約5%。中國政府已經要求在光伏和風電等新能源項目的開發過程中按照一定比例，比如10%至20%，配置儲能。

你不做產業很難理解，那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等于你要完全推翻自己。

對光伏業而言，只有把“光伏+儲能”的綜合度電成本降到比傳統煤電更低，才能夠實現終極目標：一個100%由太陽能供能的地球。

為此，晶科從2022年起布局儲能業務，李仙德稱之為公司歷史上的“第一次不專一”。在過去兩年間，晶科已經有儲能項目建成投運，并出資10億元成立了一只儲能產業投資基金。雖然目前儲能業務的營收占比不足5%，但已經被確定為公司未來發展的第二大支柱。

過去幾年晶科舉全公司之力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將整個制造過程變得更清潔環保。2011年，晶科曾經因為一起固廢污染事件而登上新聞頭條，此后，“用solar生產solar，用綠色制造綠色”被貫徹為公司文化。2019年，晶科宣布加入RE100綠色倡議，承諾到2028年實現100%使用可再生能源。2021年，晶科加入科學碳目標倡議(SBTi)，承諾在2050年前實現價值鏈溫室氣體凈零排放。今年第一季度，晶科推向市場的名為Neo Green的組件產品，已經100%由可再生能源供能制造。

在整個采訪中，李仙德沒有明顯的情緒起伏，讓我想起他在溫州聚會時對同行的喊話：不著急，不害怕。他說，從2006年入行至今，世界對光伏的需求每一年都在增長，不曾有過一次例外，未來也不會逆轉，而且光伏本身的競爭力也已經非常明顯：不僅是最清潔的能源，而且已經成為最經濟的能源，隨著能源互聯網的發展，還會變成最智慧的能源。

一個普遍的行業預期是，世界各國若要實現已經做出的氣候轉型承諾，到2030年時，全球光伏裝機量就將超過5,800吉瓦，大約為目前的三倍。要達到這個目標，全球每年需要新增600吉瓦裝機量，這個數字是2023年中國整個光伏行業組件出貨量的1.2倍。

這還沒有算上新一輪人工智能技術的爆發對能源供應提出的新挑戰。有專家預測，人工智能所需要的算力至少需要消耗地球已知化石能源儲量的兩倍，導致很多人驚呼“人工智能的盡頭是光伏”。

真實且巨大的需求缺口，就是光伏產業最大的基本盤。它超越了任何資本的、政策的、技術的、貿易環境的周期變化。李仙德因此頗為辯證地說過一句話：“中國和世界一定會和解，而且一定會在新能源上首先和解，因為其他的問題更復雜。”

在采訪的最后，我請他暢想20年后的人類將如何使用電。他露出一絲難得的笑容和輕松，語速加快，仿佛被問到了一道他真正感興趣的題。

“我認為改變未來電力供應的一個模式是移動電源。現在我們都是通過光伏發電，充電給電池，然后電池帶著汽車跑。如果未來汽車本身就是一個發電體呢?在它的引擎蓋上裝一個太陽能，它就能跑，邊開邊發電，邊發電邊開，不再需要動力電池，這是光伏才能去實現的未來。”

他還這樣暢想未來的“新電網”：“儲能像地下天然氣、燃氣管道一樣，一節一節置于地下，連接起來，分布式或集中式光伏發的電往下自發自儲自用或作緩沖調節。馬路邊上，停車場地下無數充放電插口，地下儲能管道通過人工智能就把所有停著的車里的電池電量進行匹配，不夠電的給充上，多余電的給放出來……”

他的暢想并不算石破天驚。畢竟在近10年前，一家名為漢能的中國能源企業就發布過全太陽能動力汽車，但或許正是因為理念過于超前，漢能在數年后宣告破產。然而李仙德相信技術的力量：“過去10年我們把轉化效率提升了七八個百分點，按照這個趨勢，未來15年到20年，我們就可以實現移動電源。”

光伏業英雄迭出，有著“各領風騷三五年”之說，而李仙德似乎不怎么為行業第一的貴冠所累，或許就是因為他的目光已經穿越到20年后。而且他也足夠年輕，完全等的到他所暢想的能源新世界在所有人的面前徐徐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