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綠色經濟浪潮洶涌，潛力巨大。如何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實現綠色合作共贏是擺在各國政府和企業面前的重要議題。海外園區是中國對外投資合作的主要載體之一，也是推動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抓手。海外園區的綠色高質量發展有助于以可再生能源產業為代表的綠色產業快速發展，也有助于東道國碳中和及減排目標的實現。
《可再生能源助力帶路國家綠色發展系列沙龍》2023年第一期聚焦“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海外園區合作展望”，邀請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研究院副院長劉英奎、中非泰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魏建青，以及連線嘉賓中國能源研究會能效與投資評估專委會主任焦健，圍繞我國海外園區綠色發展現狀、海外園區合作的經驗與教訓總結、如何開展好海外園區高質量合作等議題進行對話。
本沙龍由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氣候變化與能源轉型項目主辦，磐之石環境與能源研究中心和中國能源網協辦。
海外園區綠色發展有待加速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年來，中國企業在帶路沿線國家建設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累計投資達571.3億美元，形成3000多個合作項目，為沿線國家創造42萬個工作崗位，投資產業覆蓋基礎設施、能源礦產、交通、農業、高科技產業和金融等多個領域。劉英奎介紹，境外經貿合作區在全球實現了迅速的發展，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上百個園區。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中埃·泰達蘇伊士經貿合作區、中國－白俄羅斯工業園等境外經貿合作區等園區已成為推動國際產能合作的主要平臺，對促進東道國經濟開放和產業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魏建青認為，一方面，海外園區為中國企業搭建起海外平臺，使得中資企業可以抱團出海，通過集群式發展增強風險抵御能力和話語權。另一方面，園區為東道國帶來了稅收和就業崗位增長，也會為當地帶來工業化水平的提升和創新模式的推廣。
針對不同地區發展海外園區的優勢領域，焦健提到，東盟地區的園區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基礎設施和農業領域。預計到2030年，東盟地區大約需要3萬億美元的綠色投資，其中基礎設施建設占比達到60％。考慮到東盟國家快速增長的電力需求、中國不再新建海外煤電的承諾，以及當地可再生能源資源發展潛力，可再生能源投資將成為中國與東盟合作的重要抓手。
非洲地區擁有豐富的可再生資源，水能、風能和太陽能理論儲量分別占全球的11％、 32％和40％，此外，石油、天然氣、金、鋁、錳、鈾等多種能源和礦產資源也儲量豐富。新能源開發、油氣開發和加工、礦產加工冶煉等會是外商投資的重要領域。同時，非洲擁有超過12億人口的大市場，隨著非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食品、服裝、家電、建材、汽車等產品的需求量將快速增長，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在園區建設中，有望帶動當地經濟的高速增長。
綠色是“一帶一路”的底色，綠色產業是海外投資的重點領域。2022年，國家發改委等四部委發布了《關于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意見》，圍繞推進綠色發展重點合作領域、推進海外項目綠色發展等提出15項具體任務，明確到2025年，在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綠色金融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
焦健表示，現階段，不同級別、不同類型、不同區域、不同建設主體的海外園區在綠色發展中存在著差異，側重點也各有不同。其中，高新技術園區的綠色轉型程度較高，迅速形成了集聚化、特色化、高端化的現代產業體系；重工業園區綠色轉型普遍態勢較好，基本實現了集中供氣、供水及污水集中處理的管理模式，也有部分園區實現了節能減排和資源能源循環利用的目標；輕工業園區和綜合產業園區則在綠色發展包容性方面取得了一定優勢。
“但值得注意的是，與中國國內園區相比，海外園區在可再生能源利用、節能環保等方面發展上存在差距”，劉英奎說到。許多東道國園區仍缺乏評價指標體系或考核標準指引，園區綠色低碳發展現階段尚處于企業自覺自愿階段。
當前，綠色發展越來越成為帶路沿線國家的關心所在。劉英奎表示，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海外影響力日益擴大、“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以及現代新技術、新業態的不斷涌現，中國海外園區經濟效益、社會效應不斷提升，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但是，東道國在積極歡迎中國企業投資、主動學習中國制造業發展經驗的同時，也對園區建設是否會破壞當地生態環境表現出擔憂。
以中國－白俄羅斯工業園為例，他介紹到，在規劃階段中，當地對園區建設是否會破壞明斯克周邊的森林環境心存疑慮。為此，中國建設方和與白俄羅斯在合作協議中專門規定了環境保護相關條款，在實際建設中注重對原有自然保護區環境加以保護，遵循了邊建設、邊保護綠色低碳發展原則。
同時，焦健提到，部分東道國在節能環保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法規仍有待完善，我國在海外園區綠色發展方面也缺少專項指引，海外園區在產業結構、產業集中度，以及園區內和園區間的產業協同、綠色發展等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我們現在一般的做法是就高原則。”魏建青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一般會按照住在國要求進行環評，如果中國的相關標準高于住在國，就遵循中國的標準，如果當地標準更高，就遵循當地的法律法規。他認為，帶路國家大多處于積極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階段，經濟發展水平與中國相比仍相對落后，這些國家正面臨經濟持續增長與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雙重壓力，如何尋找到平衡點需要外力的支持和引導。
楊富強則提到，國內很多產業園區已開始大規模利用清潔和可再生能源，一改以往使用大量化石能源的傳統發電模式。他建議，“海外園區可以借鑒國內經驗，考慮在園區中吸納更多國內可再生能源企業，包括光伏、風電、生物質能企業，共同推動可再生能源應用和綠色低碳發展”。
未來海外園區發展展望
對于未來的海外園區發展，魏建青持樂觀態度。他認為，非洲國家迫切希望借鑒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相關模式、理念和經驗。同時，海外園區也確實為東道國帶來了就業和稅收的提升。
以蘇伊士經濟貿易合作區為例，該園區實際吸引投資已超過16億元，園區企業生產總值超過35億美元，為埃及當地創造5000余個直接就業崗位，并通過引進先進企業填補當地產業空白。通過引進中國玻璃纖維制造商巨石集團，埃及的玻璃纖維產業從基本空白快速發展為世界第四，其中90％產品用于出口。
盡管前景廣闊，也必須承認海外園區投資回報周期較長，投資量巨大，在相關政策指引和標準的制定、海外園區頂層規劃設計、產業鏈接續、執行標準、綠色創新、融資和人才培養等方面仍有大量工作需要進一步完善落地。
對此，劉英奎表示，大部分挑戰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多方共同推動。東道國相關政府部門應在政策方面給予適當傾斜和支持，行業協會也需共同參與，“比如針對園區周邊基礎設施不配套、不完善問題，單憑園區企業自身的力量來解決是相當困難的，需要當地政府承擔相應的責任。”
對于如何更好建設海外園區，焦健建議到，海外園區相關的政策在制定過程中需要堅持以下四個原則：因地制宜， 因園施策；統籌規劃，方案銜接；規范管理，園區主推；技術引領，創新驅動。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堅持四個關鍵詞：一是規范，要規范機制的構建、規范政策的對話、規范金融合作、規范能力建設。二是引導，引導行業標準的制定、引導碳核算和低碳評估體系的建設、引導碳融資的國際投資平臺的搭建。三是對標，在工業、建筑、交通三個領域全面開展對標，在能源、節能、金融、碳市場等進行多點對標。四是引導，在高碳產業低碳化、低碳產業支柱化、能源結構清潔化、碳匯資源商品化、區域布局功能化等方面發揮引領作用。
他表示，海外園區在完善政策管理機制、搭建低碳發展服務平臺、構建完善金融支持體系的同時，更需要制定園區低碳發展的整體規劃，完善低碳發展考評體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快低碳科技公共平臺建設，推動技術標準體系的輸出和共享，提升海外園區低碳管理能力。此外，在推進海外園區能源結構調整方面，應堅持節能優先，提升園區的能源使用效率，積極推廣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應用，并提供多元化的綜合能源服務。
楊富強認為，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海外園區的過程中不只需要關注企業盈利情況，更需要考慮當地的社會效益。在建設海外園區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和企業也應關注如何幫助相關國家發展可再生能源，以綠色電力滿足園區用電需求，減少碳排放，推動“一帶一路”園區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和發展，助力相關國家自主減排方案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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