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天保衛戰十年，大氣治理幾乎沒有放松的時候。

2013年9月，以國務院名義出臺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業界簡稱“大氣十條”)啟動，這是我國針對突出環境問題開展綜合治理的首個行動計劃。

“大氣十條”明確，到2017年，京津冀區域細顆粒物濃度下降25%左右。其中，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這個目標在當時被認為是需要付出超常規努力才能實現的。

十年間，我國畫出一條全球大氣污染治理速度最快的曲線。

生態環境部總工程師劉炳江曾回憶說，“這十年，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

不斷摸清大氣重污染成因和來源，是其中的重要一筆。

如今，人們可實時查詢PM2.5和臭氧8小時指標，這兩項指標是在2012年2月開始實施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 3095-2012)》新增的。2011年，“灰霾”頻發，PM2.5進入我國公眾視野。在那之前，盡管有科技工作者對包括PM2.5在內的污染物進行過研究，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灰霾”，并沒有一個定論。

許多科研團隊試圖摸清“病因”，開出“藥方”。

在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副主任柴發合看來，這需要一次次的科學測試來驗證。

以燃煤鍋爐為例，首先測出鍋爐各類污染物的排放情況，燃燒一噸煤能排放多少污染物，再分析其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有多大，值不值得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

結果證明，散煤在整個京津冀地區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污染源。柴發合說，早期的散煤治理措施還不是“煤改氣”“煤改電”，而是提倡“好樓用好煤”，選用清潔煤、節能鍋爐等方式，盡可能減少污染物排放，但給一個家庭的燃氣設備加裝眾多污染控制設施并不現實。

隨著研究深入，科研人員對散煤問題的認識也更加全面。柴發合表示，國家從京津冀等地開始給一些城市提供的散煤治理資金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科學指導下，近年來，北京市完成了1.5萬蒸噸燃煤鍋爐清潔能源改造和近70萬戶居民“煤改清潔能源”，現在的北京基本無燃煤鍋爐、平原地區基本“無煤化”。在全國，燃煤鍋爐由2013年的52萬臺下降到2022年的不足10萬臺，減少煤炭消耗量4億噸。許多農村居民告別了煙熏火燎的用能方式。

在柴發合看來，“大氣十條”執行前，每年PM10的下降幅度也只有1%-2%，要讓京津冀細顆粒物濃度5年下降25%左右，不付出3-5倍的努力，很難達到預期目標的要求。

這套“組合拳”式的治理方案覆蓋機動車污染治理、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地區產業結構調整、減排考核等多個領域。很多機制都要重新建立，對于大氣污染治理也提出了更加精細化的要求。

但在當時，國內針對PM2.5來源解析的基礎工作還較薄弱。北京市生態環境監測中心主任劉保獻曾回憶，由于那時的北京PM2.5濃度高于歐美國家，引用國外設備監測數據并不準確，經驗很難借鑒，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初期的研究方案直接移植PM10源解析技術體系。但由于兩者污染特征差異大，采樣器內的PM2.5濾膜被細顆粒物堵死，樣品采集失敗。

劉保獻帶領團隊繼續研究，剖析污染物的微觀組分、進行化學分析、模型計算，通過兩年的研究攻關，最終研發出PM2.5中200余種化合物監測方法。

2014年，北京首次發布PM2.5源解析研究結果，成為全國第一個發布PM2.5源解析報告的城市。

但在2014年、2015年，甚至“大氣十條”即將收官的2016年秋冬季，北京依然頻頻拉響紅色警報。有人質疑說，你們的治理方向錯了。

“大氣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張昊龍親歷當年一線工作，曾任生態環境部大氣環境司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重污染天氣應對處處長。

他表示，那幾年，他們逐步推動北方地區清潔取暖、重化工業產業升級、淘汰小鍋爐等工作，但努力的紅利還沒有到來。

除了本地的污染源，探明跨區域影響也是分析污染成因的一大重點。2017年4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由原環保部牽頭，開展大氣重污染成因與治理攻關項目，9月，成立多部門協作的大氣攻關領導小組，以“1+X”模式組建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聚集200多家科研院所和單位協同攻關。

一支專攻大氣污染治理的科研“國家隊”正式組建。其后3年，有295家科研單位、包括20名院士在內的2903名科技工作者加入進來。

在柴發合看來，“這種攻關模式將一家一戶的分散研究，變成了一個整合國內最高業務水平的研究者共同解決問題的舉國體制”。

實際上，在此之前，聚焦某地或某時的大氣污染成因分析已有不少。柴發合指出，大家所采用的方法有其優點，也有局限性，沒有形成對污染成因的統一認識。

“因此，這次聯合攻關利用立體觀測、實驗室模擬、數字模擬相結合的方式，形成了一個閉合的研究體系，解析整個污染成因。科研人員一起討論，發表意見，達成共識，這是很難得的。認識統一后，措施也就精準了。”柴發合說。

還原藍天的拼圖逐漸清晰。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設有源解析工作組，成立當年，就布設采樣點，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26”城市秋冬季污染物來源進行解析。

源解析包括區域來源和行業來源，即在區域角度，分析“2+26”城市的污染相互影響作用，發現污染物的傳輸通道，對制定秋冬季“2+26”城市的聯防聯控措施提供支持;在行業角度，分析哪一種污染排放源對PM2.5污染起主導作用，貢獻量是多少，為各城市對各行業污染源減排的精準施策提供支持。

柴發合介紹，如今，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已建成國內最大的綜合立體觀測網和數據采集與共享平臺，摸清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秋冬季大氣重污染成因和來源，建立了區域高時空分辨率動態排放清單，查明了區域重點行業和領域大氣污染防治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區域空氣質量持續改善的時間表與路線圖。

另一個創新是，建立了“一市一策”跟蹤研究機制，對“2+26”每個城市進行科技幫扶，解決了地方政府在大氣污染防治方面“有想法，沒辦法”的難題，實現了科學研究與業務化應用高度融合，全面支撐了“大氣十條”的收官、《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的實施，推動了國家和區域科學決策和精準治污，為其他地區大氣污染治理作出示范。

一系列舉措在多領域綜合施策。

能源發展“綠肥黑瘦”。目前，全國能源消費增量中近2/3來自清潔能源，10年來，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量的比重由67.4%下降到56.2%。

傳統產業結構優化調整。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分類淘汰“散亂污”企業及集群6.2萬余家，淘汰達標無望的企業，同步培育先進標桿企業，大幅減少“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截至2022年年底，全國已有10.6億千瓦燃煤機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形成全球規模最大的清潔燃煤發電基地。

運輸領域實現綠色轉型。2017年多部門聯合停止環渤海港口接收汽運煤集港，改由鐵路運煤，拉開“公轉鐵”序幕。我國新能源乘用車產銷量連續8年全球第一。

28.7萬家污染源納入應急減排清單，其中12.2萬家按行業逐一進行環保績效分級，實施差異化減排措施，精準、科學應對重污染天氣，實現污染過程“削峰降速”。

數據顯示，我國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環境空氣質量顯著改善。2013-2022年，我國GDP增長69%，而PM2.5平均濃度下降了57%，重污染天數下降了92%。

新的攻堅階段，仍有“硬骨頭”要啃。

近兩年，臭氧已成為僅次于PM2.5的影響全國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的第二大因素，在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等重點區域，臭氧甚至已躍升為首要影響因素。許多專家表示，PM2.5和臭氧污染協同控制是“十四五”大氣污染防治的焦點和難點。

空氣質量反彈的壓力再度襲來。劉炳江表示，今年經濟全面恢復，污染物排放增量增大在預料之中。此外，今年秋冬季氣候形勢預計不利于污染擴散，需以更大的減排量來沖抵經濟增量和氣候異常帶來的不確定性，“信心還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