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管理規定》（以下簡稱《管理規定》），由生態環境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科學技術部、公安部等多個部門聯合發布。這是繼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在全國試行、民法典明文規定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之后，我國又一次發文推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建設。
《管理規定》要求生態環境損害賠償針對嚴重影響生態環境的特定情形，以政府職能部門或機構的損害調查、索賠磋商為賠償工作的主要程序，以司法確認作為法院對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協議提供司法保障的優選方式。可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是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履行職責的方式。
就法律屬性而言，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因其借助民法損害賠償救濟原理追究損害賠償責任而具有私法屬性。同時不應忽視，生態環境損害是環境公益損害，損害賠償只是生態環境修復的替代責任形式，追究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的目的是修復生態環境而非救濟政府或其部門的利益，因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公法屬性十分突出。這是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條、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條規定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之后出臺《管理規定》的原因和考量。
基于環境保護法中關于政府環境質量責任的規定，生態環境損害發生后，政府負有對環境事故應急處理及修復生態環境的責任。政府代表國家提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要求，是基于國家對其領土內國有或集體所有的自然資源享有主權權利、環境監督管理等公權力以及對生態環境質量負責的環境法律責任。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針對生態損害提起損害賠償，是其履行國家環保職責的表現。換言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基礎是國家環保職權，這是一項與環保職責相對應的法定職權。
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質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內涵較之環境公益訴訟更加豐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要實現從私法救濟向公法規制的發展，對于生態環境損害調查程序、政府啟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程序后行使行政權的規范、生態修復工作的組織管理以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資金管理等實踐中突出的問題予以解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始于求償，終于責任落實。建立健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公私法協同機制是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發展的關鍵。
與之相比，環境公益訴訟則是通過司法為環境監督管理或環境執法施加壓力，其實質是第三方參與，即通過訴訟的救濟方式維護環境公共利益。與環境公益并無直接利害關系的第三方依法提起公益訴訟的請求權，無論是基于公共信托理論還是基于環境權理論，就其權利基礎而言，均非專屬于第三方的特定權利。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社會組織、檢察機關等第三方在法治的路徑上維護環境公益、督促政府及其主管部門依法履行職責，必要時啟動訴訟程序，如此不僅產生社會影響力，而且通過權威的司法程序形成的裁判文書具有強制執行力，能夠保障環境公益救濟的效果。
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發展至今，其內容雖然不限于借助民事訴訟形式救濟環境公益的內容，卻難以通過尋求司法救濟之外的方式去修復環境。依照法律規定，社會組織作為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可以提起預防性環境公益訴訟，也可以針對尚未對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生態環境損害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檢察機關還可以依法向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政府部門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可見，環境公益訴訟更多的是在發揮其在環境司法救濟中的預防作用、督促作用以及“查漏補缺”等作用，“訴訟”既是其名，也是其發揮作用的主要方式。
綜上，在訴訟層面，政府及其職能部門請求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已經形成一類依民事訴訟程序審理的環境訴訟，宜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視為生態文明建設中的新型訴訟形態；其與環境公益訴訟并行，相互分工與協調，構建生態環境保護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海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困境與對策研究”成果。）
節能低碳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061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