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嚴峻挑戰，對全球糧食、水、生態、能源、基礎設施以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都構成重大威脅。2022年2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第六次評估第二工作組報告《氣候變化2022：影響、適應及脆弱性》，強調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正面臨顯著的氣候變化風險。通過識別127個關鍵氣候風險和8類代表性關鍵風險，報告指出，全球約有33億至36億人生活在氣候變化高度脆弱的地區；升溫幅度一旦超過1.5℃，將對部分地區和生態系統造成不可逆的破壞性影響。為維護地球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福祉，報告要求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動，加快推進氣候韌性發展。

30年來，國際社會通過構建全球氣候治理體系、設定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及完善治理措施，積極應對氣候安全問題。1992年，國際社會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是世界上第一個全面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環境公約。該公約要求發達國家采取措施率先減排溫室氣體，并通過全球環境基金（GEF）或雙邊及多邊渠道支持發展中國家減排。1997年達成的《京都議定書》進一步確定了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的具體目標。2015年達成的《巴黎協定》則將全球氣候治理進程帶入新階段。各國以“自主決定”的方式確定自身氣候目標及行動，體現了全球氣候治理模式從“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巨大變化。但以國家自主貢獻（NDC）為主的氣候治理體系，受各國氣候政策變化的影響較大，仍無法有效應對全球氣候安全問題。

當前，全球溫室氣體減排力度不足，難以實現《巴黎協定》提出的“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控制在不超過2℃，并努力控制在1.5℃以內”的目標。2021年9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發布的《國家自主貢獻綜合報告》，通過綜合分析164個締約方提交或更新的國家自主貢獻，發現全球溫室氣體減排力度不足，到2030年排放量還將顯著增加，各國既有的減排目標與《巴黎協定》的要求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為此，《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通過的《格拉斯哥氣候公約》，明確要求各締約方提升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共同努力實現《巴黎協定》的溫控目標。

為彌補全球減排缺口，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提出了碳中和的氣候目標。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中國加快完善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戰略部署與政策體系，為維護全球氣候安全注入了重要動力。習近平主席指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他還強調將“雙碳”工作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堅持統籌發展與安全，在降碳的同時確保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糧食安全，確保群眾正常生活。中共中央、國務院已制定《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國務院印發《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1+N”的“雙碳”政策體系正在不斷完善。在面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污染治理、生態保護等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挑戰的同時，中國積極推動實現“雙碳”目標將對全球應對氣候風險挑戰產生重要影響。

應對氣候安全問題，實現碳中和目標是全人類共同的事業。由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劉長松博士撰寫的《暖戰：從氣候沖突走向氣候共同體》，正是探索全球氣候治理、推動構建氣候共同體的重要理論成果。書中提出了不少新觀點和新論斷，筆者認為其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分析了全球氣候風險的總體形勢與國際響應。IPCC評估報告確認了20世紀中葉以來全球氣候變暖的科學事實，溫室氣體繼續排放對自然生態系統造成了極大危害，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也面臨巨大的氣候風險。隨著國際社會對氣候風險問題的關注度不斷提高，一些國際組織以及部分國家和地區都在各自的責任范圍內制定了氣候安全政策。與氣候相關的安全風險已被納入歐盟、東盟、南亞區域合作聯盟、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和東非政府間發展組織等主要區域組織的政策框架。但鑒于地緣政治與能源轉型、氣候安全之間的緊張關系，目前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有效應對氣候安全問題，并將這一風險納入全球治理體系之中。

第二，分析了重要國際組織及世界主要國家氣候安全政策的進展及影響。氣候安全挑戰具有全球性，國際組織理應在這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如聯合國安理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歐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都將應對氣候風險納入其工作范圍。與此同時，相較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面臨更高的氣候風險，尤其是全球20個氣候脆弱國家。因此，應對氣候變化成為這些國家確保自身安全與發展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第三，總結了應對氣候安全問題的中國經驗。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推動氣候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引。氣候變化對中國經濟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特別是由此引發的各種風險對生態脆弱地區的影響日益嚴重，催生“氣候貧困”并造成“氣候移民”迅速增加。中國社會各界已認識到氣候變化與國家安全的高度相關性，不僅開展了氣候變化風險綜合評估與風險管理，還加強了重點地區和領域的適應氣候變化行動，促進了氣候變化與生態環境治理、可持續發展、綜合防災減災等領域的協同應對，為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全力構筑氣候安全屏障。

第四，提出了推動解決氣候安全問題的重要路徑。發展中國家與氣候脆弱國家受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較大，應對氣候風險的能力相對較弱，在降低氣候災害方面的需求更為迫切。各國應在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作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主渠道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聯合國安理會的積極作用，推動聯合國系統形成分工明確、協調統一、團結高效的應對氣候安全治理體系，確保實現《巴黎協定》溫室氣體減排目標。中國應推進同發達國家的政策對話與務實合作，不斷探索全球氣候安全治理的新模式、新路徑與新舉措。中國還應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特別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適應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交流，支持發展中國家提升應對氣候風險的能力，為提升全球氣候安全水平作出中國貢獻。

國際社會對氣候變化和氣候安全的認知經歷著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近年來，該項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仍有一些值得探討的重要問題尚未納入其中，這也為學界進一步開展研究提供了空間。例如，全球碳中和愿景有可能引發新的氣候沖突，加劇全球能源轉型和能源安全保供的緊張形勢，增加構建氣候共同體的難度；在實現《巴黎協定》溫控目標下，如何更好發揮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影響力等。但瑕不掩瑜，該書是近年來從氣候風險管理與全球安全治理視角，努力探索中國氣候治理道路的一部力作。相信廣大讀者尤其是學界同仁能夠從該書中收獲新的思路和啟示，并運用于氣候風險治理的探索實踐，不斷提升我國應對氣候風險的能力和水平，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作者系生態環境部對外合作與交流中心政策研究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