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管理》雜志于2021年11月26日通過網絡首發形式，發表齊魯工業大學（山東省科學院）二級研究員，山東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勇的研究成果——協同實現碳達峰目標和2035年現代化目標的策略研究。該研究通過對碳達峰國家的經驗總結，發現大多數較大規模的發達經濟體碳達峰多是在經濟危機或能源危機發生后，兩高產業破產或或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非有意為之。我國要實現碳達峰，也很難靠長期持續壓制經濟來實現，必須有一個主動作為的外部沖擊，才能夠形成碳達峰。

一、碳達峰時經濟增速變化的國際規律

2007年實現碳達峰的部分發達國家，主要是在2008年左右受金融危機影響進入經濟增速很低的階段，有些國家甚至在2009年出現負增長，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都大幅度降低。之后經濟增速雖然有所反彈，但大趨勢仍是經濟增長保持低速，由此實現碳達峰。其他時間實現碳達峰的西方國家，也多是在經濟危機或能源危機情況下，大量兩高企業破產關閉，或者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基本規律是，各種危機導致發達國家實現碳達峰，達峰后的經濟增速相對較低，實際上是生產力遭受被動重創的結果，并非有意為之。

二、發達國家碳達峰的類型及特征分析

分析世行的數據［9］可以發現，發達國家碳排放達峰時間點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能源危機后，由于可再生能源或核能大發展，而自身能源需求量變化不大，化石能源需求量下降，從而實現碳達峰；二是在2008年經濟危機后，經濟增長滯緩，兩高產業企業破產或轉移，能耗強度下降，化石能源需求減小，從而實現碳達峰；三是一些碳排放較少的國家碳排放量進入平臺期，因為某些隨機因素，在某一年實現碳達峰。

發達國家的碳達峰路徑，大致可分為以下兩種：

（1）自然增長+危機型碳達峰模式。主要適用于碳排放量大的經濟體。這些國家的碳達峰基本屬于在正常經濟增長、漸進型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變化情況下，突然遇到嚴重的能源危機、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經濟增速大幅跳水，并長期低迷。其兩高產業產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關閉，所需能源強度大的產品，主要依靠進口，從而導致碳達峰。這實際上是生產力遭受重創，經濟一蹶不振或產業轉移，被動達峰。如，美國、OECD組織等，大部分發達國家都是這種形式實現達峰。

（2）平臺振蕩+隨機型碳達峰模式。對于部分歐洲小國，能源消費量不大，市場經濟為主體的自然增長遇到危機后，風、光等可再生能源利用較快發展，碳排放進入平臺振蕩期。后期的某一個隨機因素較大變動，形成事后才能確認的碳排放最高峰。如荷蘭、丹麥、瑞士等。

分析各國碳達峰前后碳排放量變化趨勢，還可以發現另外兩個特點：一是碳排放量進入平臺振蕩期后，難以事先判斷哪一年達峰。后期小變化可能使前期的碳達峰不再是最高峰。二是需要防止意外因素的影響，導致碳達峰時間延后。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得美國、OECD組織等在2007年實現碳達峰。根據世行數據，日本在20世紀七十年代能源危機后，進入平臺振蕩期。1987年之后，日本碳排放出現近10年的快速增長。之后進入一個新的平臺振蕩期，本應該和美國一樣，2007年實現碳達峰，但核事故后日本發展煤電，其碳達峰時間推遲到2013年。

三、國際碳排放達峰路徑為我國提供的重要啟示

國際碳排放達峰路徑為我國提供了重要啟示。

一種是嚴控盲目新增兩高產業產能條件下，按照環保標準和市場規則的碳達峰。企業按照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原則，實現正常的增長條件下，2030年通過大規模淘汰落后和相對落后產能，減少碳交易的免費碳配額，大幅度提高碳價，甚至增加碳稅來實現。這些措施的作用，是在前十年讓已經形成的先進產能充分發揮作用，在已經或接近正常壽命周期情況下，讓其退出市場，或轉型為綠色低碳產品的生產。2030年“碳達峰風暴”所起的作用，類似發達國家達峰時經濟危機。

另一種是過度利用行政手段、人為壓制、過早進入平臺振蕩期，且無法事先確認的碳達峰，這是我國需要避免的。目前，通過給企業下達遠達不到正常需求的能源消費或煤炭消費總量指標，對于兩高企業而言，這些指標也決定了其產量。這與計劃經濟時代給企業直接下達生產指標一樣，而且是讓企業達不到合理產出的指標，對企業影響更大，需要高度警惕。能耗、煤耗指標控制只是手段，確保2030年前碳達峰和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是根本，不能把手段當目標，而真正的目標落空。

除上述兩種典型模式外，法國等則是在20世紀70年代能源危機下，大力發展核能，使其碳排放持續下降并形成峰值，但能源消費呈持續上升趨勢，從而實現錯峰發展，值得借鑒。

 四、我國碳達峰必須依靠綠色低碳和高質量發展，而不是對生產力的重創

中國要實現的碳達峰，不能采取類似發達國家碳達峰時，被動應對經濟危機的先破后立措施，把重化工業轉移出去或讓其破產，且經濟長期低迷，被動實現碳達峰。中國必須先立后破，在實現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基礎上，主動實現碳達峰，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確保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是我國碳達峰和發達國家碳達峰的本質區別。

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必須，也是檢驗各項碳達峰具體政策正確與否的試金石。2019年我國經濟增速為6.11%，2029年實現碳達峰時經濟增速上限為4.05%，則“十五五”期間全國年均經濟增長速度上限為4.2%，“十六五”經濟增速會更低。2021—2035年平均經濟增速上限仍低于劉偉等預測5.4%左右的經濟增速［15］，更低于林毅夫預測的6%左右的速度［14］。實現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仍需要政策方面的創新，通過大力發展非碳能源，推進綠色低碳和高質量發展，突破碳達峰對經濟增長上限的鎖定，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參考文獻：

[1]周勇.協同實現碳達峰目標和2035年現代化目標的策略研究[J/OL].科學與管理:1-11[2021-11-29].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7.1020.G3.20211125.1314.0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