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舉行的全國煤炭交易會上，公布了2022年煤炭長期合同簽訂履約方案征求意見稿，其中明確2022年的煤炭長協簽訂范圍進一步擴大，核定能力在30萬噸及以上的煤炭生產企業原則上均被納入簽訂范圍;需求一側，要求發電供熱企業除進口煤以外的用煤100%簽訂長協。

面對煤炭主產區紛紛增產增供，在保供穩價的同時也引發一些疑問——支持煤炭生產，會不會影響“雙碳”目標的實現;一邊我們需要釋放優質產能，為能源供應兜底保障;另一邊我們需要推動煤炭消費替代和轉型升級，加快煤炭減量步伐，二者如何平衡與兼顧?減煤降碳需做好哪些方面工作?

對于上述問題，委員、專家們有話要說。

增產增供不影響減煤降碳進程

數據顯示，為保障今冬明春發電供暖用煤，連日來煤炭主產區紛紛增產增供：截至10月底，山西完成39座核增產能煤礦的報告評審和現場核查，預計凈增年度產能4100萬噸;鄂爾多斯增加產能5860萬噸，另有106座煤礦獲得核增產能審批，全市累計新增產能1.4億噸;對納入國家冬季應急保供的17個煤礦，陜西正在加快核增產能手續辦理……

面對《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確定的行動內容：“十四五”期間嚴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費增長，“十五五”時期逐步減少的要求，什么樣的控制節奏為宜呢?

在太原理工大學環保產業創新研究院教授袁進看來，近期的增產增供非但不會影響減排目標，反而進一步加強了煤炭安全底線思維，讓地方對能源轉型的認識更加深刻。“山西增產增供煤礦數量約40家，與14個省簽訂外送保供協議。但這些增量都是在規劃目標和正常波動范圍內，不是超常情況。事實證明，對山西省減煤降碳工作沒有負面影響。”袁進如是說。

“長遠來看，我國也離不開煤。煤炭消費量占比雖然下降，在能源體系中的壓艙石和穩定器作用卻越來越凸顯。即便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之際，我國仍需煤炭作為電力調峰、碳質還原劑及保障能源供應安全。”中國工程院院士謝和平認為，煤炭單純作為電力來源的需求逐步下降，但可再生能源大比例接入電網，給電網安全穩定運行帶來嚴峻挑戰，需要燃煤發電作為調峰電源平抑電力波動。其在電力結構中占比的下降速度，取決于可再生能源電量對煤電的替代和可再生能源電力對煤電調峰的需求。

基于上述現實，究竟產多少煤合適?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副會長劉峰提出，煤炭在一次能源結構中的占比要有序減少、減之有度。為此，應該研究建立煤炭消費量的“安全區間”。未來一段時期，煤炭消費量在安全區間內波動，以支撐新能源發展和油氣波動。“碳達峰、碳中和不是簡單的‘去煤化’，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仍為我國能源轉型提供立足點。煤炭必將成為我國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的重要橋梁，在未來能源結構轉變中發揮重要的支撐作用。”劉峰表示。

增加供應彈性和韌性需走科學產能之路

“我國曾多次出臺政策措施減少煤炭消費，但效果均不明顯。經濟社會發展對煤炭的持續需求，推動行業被動式超負荷運行。雙碳目標促進煤炭消費減量，帶動煤炭生產強度下降，給行業帶來發展空間受限的嚴峻挑戰，也留出降低發展速度、提升發展質量的時間和空間。”謝和平坦言，煤炭行業可放下產量增長的包袱，回歸合理規模，走科學產能之路。行業要盡快從擴大產能產量追求粗放效益為第一目標的增量時代，邁向更加重視生產、加工、儲運、消費全過程安全性、綠色性、低碳性、經濟性的存量時代，快速提升發展質量。

“單純為了減煤而設定一個目標很容易，但光是這樣還不夠，也不是說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越低越好。”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戰略規劃部主任柴麒敏認為，要讓煤炭消費真正減下來并實現可持續替代，還需要財政、金融、就業等政策保障。隨著能源體系變化，能源生產和消費的地理中心可能發生很大轉移，背后是產業、就業等一系列變化。只有“先立后破”，處理好減排和安全的關系，對生產生活造成的影響，以及由此引起的阻力才會更小。

在劉峰看來，煤炭工業仍面臨著生產產能過剩和先進產能不足的矛盾。要把握在我國能源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和能源安全兜底保障作用，煤炭行業必須加強新型儲備能力建設。既包括煤炭資源的儲備，提升資源精準勘查能力，也包括煤炭開發建設能力的儲備，加強煤炭相關技術的研發，更要提升煤量儲備的能力，合理建設煤炭倉儲設施，增加供應的彈性和韌性。“此外，還需推動煤炭生產向資源富集地區集中，完善煤炭跨區域運輸通道和集疏運體系，并隨著煤炭生產重心逐步向中西部轉移，高度重視富煤集中區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的協調。”劉峰說。

做好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和數字化大文章

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長魯俊嶺在2022年度全國煤炭交易會上表示，保障煤炭穩定供應要立足當下，更要謀劃長遠。要充分認識煤炭在我國能源穩定供應中的定位和作用，積極推進煤炭安全綠色生產和清潔高效利用，持續推進煤礦智能化建設和升級改造，大力推動科技創新和轉型升級，扎實做好煤炭保供和綠色低碳轉型工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堅實可靠的能源保障。

“近幾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提到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這說明煤炭作為國家基礎能源的特殊重要性。”作為老煤炭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原副校長姜耀東表示，推進我國煤炭清潔高效利用是長期艱巨的任務，需國家從戰略、技術、管理等多個層面高度重視。

在姜耀東看來，要推動煤炭消費替代和轉型升級，不僅要建立國家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部際協調機制，協調解決相關重大問題，而且要進一步加大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關鍵技術攻關和成果轉化力度，進一步完善政策保障措施，鼓勵煤炭清潔高效開發利用。

“煤炭行業是一個非常傳統的行業，它的數字化改造，對我們來講，面臨的問題是產能釋放力度不夠、煤炭工業智能化水平不高、煤炭工業數字化轉型尚處于單點應用階段，生產系統智能化應用尚未普及且水平仍需大幅提升以及煤電協同性不強。”這個結論是全國政協委員、貴州省科技廳副廳長林浩從多地調研中得出的結論。

以貴州省為例，林浩表示，貴州省的煤炭儲量位居全國第五，長江以南第一。目前貴州擁有較好的煤炭工業產業生態，為大數據與實體經濟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應用場景，貴州為發揮數字經濟引擎作用，搶抓煤炭工業高質量發展新機，通過數字經濟與煤炭工業深度融合發展實踐，煤炭回采機械化率和煤礦輔助系統智能化率雙雙實現“100%”，三個煤礦井下機器人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之一落戶貴州，這些都為貴州煤炭工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為此，林浩建議：一是引導數字礦山建設，推動5G網絡下礦井，加快推進煤礦智能化改造，打通生產、管理、運營等各環節的數據鏈條，提升煤炭生產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實現煤炭工業領域的“產業數字化”。二是充分發揮政策、資金、行業推動等引導作用，開展多層次、多領域應用示范，形成“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融合發展生態，將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