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數字化轉型作為改造提升傳統動能、培育發展新動能的重要手段，已上升至國家戰略。

“十四五”規劃綱要中，首次以專章對數字化轉型作出全面部署，將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堅持新發展理念，營造良好數字生態，列為“十四五”時期目標任務之一。國務院國資委《關于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以制造類、能源類、建筑類、服務類四大行業為重點，打造企業數字化轉型示范。

作為傳統能源行業企業，煤炭企業數字化轉型著力點在哪里，必須突破哪些瓶頸?以國家能源集團為代表的部分煤炭企業先行先試，開啟了新的轉型探索之路。

這是CEO工程，不是CIO工程

數字化生產、數字化運營和數字化生活正在成為我國社會的新常態。

日前，在重慶舉辦的2021智博會上，眾多“黑科技”讓人目不暇接：柔性生產線可零延時實現多類產品“混產”，網絡貨運平臺實現車貨在線對接，空氣成像提詞器在空中生成懸浮文字，智慧斑馬線制止行人闖紅燈……數字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改變日常生活的案例比比皆是。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顯示，2020年，47個國家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32.6萬億美元，同比名義增長3.0%，占GDP比率為43.7%;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4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據國內權威報告，2020年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增加值的貢獻率為13.31%，較2018年上升了2.23個百分點。

“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深切感受到數字化轉型帶來的顯著優勢，已不再躊躇于‘要不要’轉型，而是更加深入地思考‘轉什么’‘怎么轉’。”在今年5月召開的首次煤炭企業數字化轉型研討會上，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信息化分會副會長陳養才作主旨報告時指出。

這份題為《推進煤炭企業數字化轉型 促進煤炭工業高質量發展》的主旨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底，我國建成了494個智能化采掘工作面，19種煤礦機器人在井下實施應用，71處煤礦被列入國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礦建設名單，煤礦5G建設項目超過50個;在國務院國資委發布的“2020年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典型案例”中，中煤集團、淮北礦業集團、鄭煤機3家企業的優秀案例入選。

但《報告》同時指出，煤炭行業企業對于數字化轉型的研究還不足，在推動數字化轉型工作方面，只能說才剛剛起步。

究竟什么是數字化轉型?目前來看，不同國家和不同行業有不同定義。具體到煤炭行業，相關人士也有不同認識。

中國煤炭科工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胡善亭認為，數字化轉型是利用“云大物移智鏈”等數字技術推動企業轉變組織架構、商業模式、企業文化全方位的變革，是價值不斷轉移、再創造的過程，通過物理世界的數字化和數字世界的賦能化，實現數據驅動，打造數字生態，為客戶創造更高價值。

中煤集團信息管理部總經理王樂表示，數字化轉型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突破的不僅僅是技術路線層面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在企業內部經營管理方面的突破和變革，“關鍵是系統化提升企業整體效率，支撐模式創新價值，推動企業質量變革、效率變革”。

“數字化轉型的關鍵點在于轉型，是包括管理模式、運營方式、決策機制在內的整體轉型，而不是局部的。”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信息化分會秘書長王丹識指出，認為數字化轉型就是搞智能化煤礦，這個認識是不準確的。

華為公司煤礦軍團首席專家王盾則認為，數字化的本質特征是向數據要生產力，就數字化轉型而言，數字化是方向和趨勢，轉型是路徑和手段，必然伴隨著生產關系的重塑。

由中信聯等單位制定的T/AIITRE 10001-2020《數字化轉型 參考架構》標準指出，數字化轉型的核心要義是，要將基于工業技術專業分工取得規模化效率的發展模式，逐步轉變為基于信息技術賦能作用獲取多樣化效率的發展模式。

該標準指出，開展數字化轉型，應系統把握如下四個方面：第一，數字化轉型是信息技術引發的系統性變革;第二，數字化轉型的根本任務是價值體系優化、創新和重構;第三，數字化轉型的核心路徑是新型能力建設;第四，數字化轉型的關鍵驅動要素是數據。

“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是CEO工程，而不是CIO(首席信息官)工程。”山東能源集團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郭利波說，“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不僅僅是技術升級，一定不能陷入技術陷阱，認為技術升級就是數字化升級的全部。要打造技術與數字化運營體系、戰略與數字化商業模式、人才與數字化組織能力的鐵三角數字化模型。”

不斷更新迭代，只有起點沒有終點

未來已來，無論定義是否還有爭論，數字化轉型已在路上。

在國家能源集團準能公司黑岱溝露天煤礦作業現場，輪胎里安裝上數據傳感器，當出現低胎壓或溫度過高時，卡調顯示屏就會報警，避免輪胎損傷造成經濟損失甚至釀成事故。類似60多個這樣的數字監測系統，讓該公司實現了生產經營等各領域的信息化全覆蓋。

內蒙古鄂爾多斯三同圓煤炭集運站應用了G7數字貨運技術的無人值守磅房，平均每輛車過磅時間只有短短30秒，效率提升了5倍，同時實現了交易秒結，司機卸貨后一出場，錢就到賬了。

在山東能源兗礦集團共享中心，職工接到出差通知后，立刻用手機點開某個APP，在申請頁面填入出差事由、目的地和時間，提交5分鐘后就收到了信息，申請已被批準……

從生產運輸到經營管理，煤炭企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數字化應用場景。

但數字化轉型并不單單只是場景建設。按照國務院國資委《關于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加快建設推廣智能礦山等智能現場的同時，要“著力提高集成調度、遠程操作、智能運維水平，強化能源資產資源規劃、建設和運營全周期運營管控能力，實現能源企業全業務鏈的協同創新、高效運營和價值提升”。

換言之，數字化轉型是一項涉及數據、技術、流程、組織等的復雜系統工程。在一個個數字化應用場景的背后，是“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整體布局。

以國家能源集團為例，該集團編制印發《國家能源集團數字化轉型戰略》，明確了“平臺化發展、數字化運營、生態化協作、產業鏈協同、智能化生產”的轉型發展目標。除了在智能生產方面成為標桿外，該集團還系統布局智慧管理。新ERP系統于2021年1月實現集團全覆蓋，涵蓋73家二級單位、1393家實施單位，可實時管理約4萬個細化到班組的組織機構、29.6萬名員工、39.9萬個合作供應商、2665類所需物資，以及每年約190萬個采購及銷售訂單、1000萬筆財務憑證、300萬張合并報表等數據信息，初步形成業務互通、數據共享的數字化管理模式。

據國家能源集團信息化管理部副主任杜永勝介紹，為充分發揮一體化運營模式的整體競爭優勢，該集團打造了基石項目(生產運營協同調度系統)，覆蓋800個生產運營單元，支持30個運營分析中心，具備數據集成、在線監視、運營計劃、智能調度、統計分析和應急指揮六大業務功能。

于2014年建成煤炭行業第一家云計算中心的山東能源集團，同樣注重頂層設計。該集團將數字化轉型作為一把手工程來推動，組建集團信息化管理委員會，設置專職CIO，打造了一支近千人的數字化轉型技術隊伍;2015年以來啟動大數據工程，相繼與SAP、華為等企業合作，累計完成投資20多億元。目前，該集團大數據中心系統日均處理超過2億多條信息，建成財務等十大共享平臺，其中財務共享中心為全國能源行業首家。

中國煤炭科工集團作為公益類科技型央企，組建礦山大數據研究院等研究機構，搭建集成研發系統、實驗室“一張網”管理數字化平臺，將企業打造成為一體化方案服務商和數字化平臺運營商。同時，該集團積極助力山西、陜西等地煤炭企業打造智慧礦山示范樣板，包括為陜煤集團小保當智慧煤礦建設編制整體方案等。

此外，山西、河北、安徽等地煤企也積極開展了數字化轉型。

其中，山西焦煤集團總部建成了“山西焦煤能源云”，開展了“兩地三中心”建設，實現了本地應用系統雙活和異地重要數據備份。開灤集團2019年“智慧開灤”方案確定了40項信息化、自動化建設項目。目前，開灤集團煤礦主要生產系統自動化率保持在85%以上。淮河能源集團與華為在企業數字化轉型、煤礦智能化建設等領域展開全面合作。

王丹識告訴記者，因為國務院國資委對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有明確要求，國家能源集團等國有煤炭企業對數字化轉型認識比較清晰，處在比較領先的水平，但目前沒有哪一家敢說已經轉型成功了。“這件事只有起點沒有終點，實際上是一個不斷更新迭代的過程。”王丹識表示。

“今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中央對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樂認為，要將數字化轉型和國企改革結合起來推進，國企改革解決的是企業活力、體制機制束縛和創新動力不強等問題，數字化轉型解決的是企業效率不高、創新手段不多等問題，二者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

轉型有風險，入市須謹慎

轉型難，數字化轉型更難。麥肯錫報告指出，2016年企業數字化轉型成功率僅為20%，目前在石油、汽車等傳統行業中，數字化轉型的成功率僅在4%至11%之間。

在談及煤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策略時，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教授譚章祿認為，對“產品價值實現、運營管理、安全保障和人才服務體系”的重塑是煤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問題。

事實上，無論是技術、管理，還是數據、安全，數字化轉型面對的困難很多。

“數據是數字化轉型的核心，企業容易忽視數據治理的復雜性和重要性。”王盾說。在數據治理中，數據標準不統一、數據孤島等都是常見問題。

應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信息技術研究所高級工程師王翀表示，當前，我國已建成礦山安全生產監測預警系統，截至目前，全國有3000余處煤礦的安全監控、人員定位和視頻監控“三大系統”實現聯網，基本實現生產建設煤礦聯網全覆蓋，“三大系統”數據全部接入，水害防治、沖擊地壓和重大設備三類數據正在接入。但由于數據廣泛分布于煤礦生產、安全、管理等不同環節、系統，并且結構復雜，所采集數據規模大、質量比較低，缺乏智能分析和系統協同聯動。

“數據治理是一個比較大的命題，我們是分兩方面推進的，一是管理類數據，二是生產類數據。”王樂表示，中煤集團建設ERP系統時就對管理數據進行了多次治理。由于生產類數據涉及面廣，數據采集方式有很大不同，現階段是按照分級分類方式管理。集團總部、二級企業和末級生產單元對數據的使用訴求不同，集團總部目前主要提取了煤礦、煤化工板塊的部分數據，主要用于安全生產監控和大數據綜合分析。

在進行數據管理的過程中，包括5G、云計算、區塊鏈等在內的新技術得到運用。

據杜永勝介紹，國家能源集團利用區塊鏈的防篡改、數據可信的特性，將港口煤炭采制化業務數據和煤質數據上鏈管理，實現單據單子化、數據溯源等業務開發區塊鏈應用，建立集團上下游企業間可信交易數據，提高了效率、減少了糾紛。

信息安全是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又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原來相互隔離的信息化系統被徹底打破，傳統安全防護手段難以應對更加開放多元的應用場景，一旦發生網絡攻擊，將給企業帶來巨大損失。

據美聯社報道，今年8月初，美國知名電信運營商T—Mobile公司的4000多萬用戶數據被泄露。據統計，僅在2019年的上半年內，全球就發生了數據泄露事件近4000起，泄露數據多達41億條。

在我國，《數據安全法》自9月1日起施行，將為各行業數據安全提供監管依據。但確保企業數據安全，不僅需要國家加強法律法規監管，也需要企業利用技術手段建立有效的數據防泄漏體系。

據國家能源集團信息公司網絡安全技術總監韓鵬軍介紹，該公司在實踐經驗基礎上，編制《煤炭企業生產系統網絡安全防護假設規范》，落實“常態化、實戰化、體系化”網絡安全管理要求，建立以安全事件為中心的7×24小時的監控指揮體系，確保了該集團連續十年無重大網絡安全事件發生。

任何改革都需要人、財、物支持。作為傳統行業，煤炭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人才問題尤其突出。

“這是當前數字化轉型的主要難點。”王樂表示，數字化轉型與企業管理現狀、業務模式息息相關，需要懂技術、懂業務的復合型人才深度參與，而傳統企業受各種條件制約，很難吸引、培養高端復合型人才，也很難用數字化思維去考慮企業戰略模式和業務變革路徑。

據悉，面對數字化轉型門檻高、費用高、周期長的普遍困惑，去年5月，國家發改委聯合17個部門以及互聯網、金融等145家單位，共同啟動“數字化轉型伙伴行動”，推出普惠性的“上云用數賦智”數字化轉型服務。

隨著《新型數據中心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年)》《5G應用“揚帆”行動計劃(2021—2023年)》《山西省信息通信業“十四五”發展規劃》等出臺，從國家到地方，都在推進相關新技術與垂直行業深度融合，必將加快各行業數字化轉型。

盡管如此，業內人士也不建議煤炭企業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去搞數字化。

“總體而言，數字化轉型沒有統一路徑，是‘千企千面’的事。”王丹識說，每個企業務必要根據自身特點，制定數字化轉型的目標、任務和路徑。

《報告》則建議，未來煤炭企業數字化轉型應做好以下重點工作：做好數字化轉型頂層設計，完善數字化基礎建設，突出抓好數據治理體系建設，將智能化建設納入數字化轉型整體當中，做好人才培養和儲備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