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顛覆”是《重新思考人類》報告的第1部分[1]。說服讀者承認“技術融合與組織體系驅動社會轉型”而不是其他，需要拿出真憑實據，要有令人折服的觀察與思考。

重要的是闡述“顛覆”式科技觀念，為突破發展規律的認識和描述建立的一個架構。用“古往今來”的事物發展規律證實這種觀念的必然性和規律性。這對科學技術作用的認識和發展意義重大。

1 智能手機怎么顛覆了石油行業?

2007年1月，當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在舊金山蘋果世界(Macworld)大會上發布第一代蘋果手機(iPhone)時，滿懷期待的人群全是技術人員、通訊專家和蘋果的忠實粉絲。

石油公司的高管們卻不見蹤影。因為誰能想到，推出一款新型袖珍通訊設備，會對全球石油行業構成“生死攸關”的威脅?

但確實就是現在的智能手機。理解新技術如何以及為什么會產生顛覆性的影響，是理解顛覆性的關鍵：新技術不僅如何迅速占據并影響發展它們的行業，而且影響其他部門、更廣泛的經濟和社會本身。

比如，為什么iPhone會在2007年出現? 為什么不是2005年或2009年? 答案很簡單：它建立在一系列底層技術的基礎上，其中的每項技術都需要發展到可以生產出售價600美元的智能手機的地步。每種技術的成本和能力(尺寸、重量、可靠性和功能[1])都需要達到這樣的水平，當這些技術結合在一起，導致的產品既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又足夠便宜，使他們愿意購買。

技術融合

21世紀初，隨著銷量的增加、競爭的加劇、資本和創新的投資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性能，每種技術都受益于各種市場的改進。單是成本是不夠的，因為某些關鍵技術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或應用不夠廣泛，例如，模擬(1G)和數字(2G)網絡不能運行智能手機，因為數據通信是通過電話進行的，傳輸速度太慢。GPRS技術(2.5G)的引入，允許數據隨時發送，解決了這些問題，顯著提高了傳輸速率。與此同時，經過幾十年的發展，2007年“觸屏”運行良好。隨著傳感器、處理能力強和能量密集高的鋰離子電池的就位，是“拼圖”中的最后一塊，也至關重要。如果沒有這些技術中的任何一項達到成本和性能的門檻，iPhone就不會如此具有顛覆性。它是通過技術融合產生的：關鍵技術在特定時間點匯聚在一起，從而以具有競爭力的成本創造出全新的產品或服務。因此，蘋果在2007年推出第一款智能手機，并非巧合;谷歌也在同年推出了Android(安卓)操作系統。2005年，不可能有600美元的智能手機;2009年，這條“船”已經啟航。

指數S曲線的適用性

這款智能手機在2007年推出后，銷量飆升。到2017年，也就僅僅10年后，隨著智能手機的市場滲透率超過80%，它們的價值超過萬億美元。采用是非線性的，并遵循S曲線：在所有的技術顛覆中，速度一開始看起來很慢，因為一個新產品的市場滲透率不到1%-2%;而后達到一個臨界點;然后加速通過指數階段，直到產品接近市場的80%。此后市場飽和，增長放緩。

iPhone的巨大成功令大多數業內人士感到意外。黑莓手機制造商RIM、當時的聯合首席執行官吉姆•貝爾斯利(Jim Balsillie)預測，這對他的業務影響微乎其微，他認為iPhone只是“已經非常繁忙領域的又一個新進入者[2]。”

微軟當時的首席執行官史蒂夫•鮑爾默(Steve Ballmer)甚至更直率，“iPhone不可能獲得任何顯著的市場份額。沒有機會[3]。”

圖1. 美國2007-2016年手機市場的智能手機份額(百分數)

許多投資者也對此深表懷疑。萬億美元投資基金的資本集團(Capital Group)讓人想起當時流行的《哈利·波特》叢書，它說，“iPhone的價格意味著它‘缺乏創造神奇業務增長的能力……iPod(蘋果音樂播放器)的古老魔力在這里無法實現。[4]’媒體也不相信，PC雜志、TechCrunch和彭博社發表文章說，iPhone成功的希望很小或沒有希望。MarketWatch甚至發表評論文章，建議蘋果“拔掉接通iPhone的插頭”或“在競爭激烈的業務中冒有損聲譽的風險[5,6]”。

諾基亞(Nokia)和摩托羅拉(Motorola)等手機行業的顛覆者，在推動下一波顛覆浪潮方面處于有利地位，但只是他們沒有預期發生得這么快。在2013年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時任諾基亞首席執行官的斯蒂芬•埃洛普說，“我們沒有做錯任何事，但不知怎么的，我們輸了[7]”。

局外人引領

蘋果和谷歌都不是手機制造商。事實上，這兩家公司都沒有任何電信市場的專業知識。著名的諾基亞、黑莓和摩托羅拉等行業巨頭，都被新興的智能手機打了個措手不及。通常情況是這樣的，顛覆者來自核心市場之外。想想那些現有的制冰機、捕鯨船、馬車或照相機的制造商，沒有一個能顛覆他們自己的行業。受保護現有產品套件所“累”，被鎖定在現有的商業模式、思維過程、文化和激勵結構中，相對于顛覆性的創新，現有企業更傾向于漸進式進步，很難快速開發，采用全新的產品架構、業務模式或成功的指標。

級聯效應

技術融合開辟了新的可能性，而智能手機創造了一個非凡的機遇期。2007年初，蘋果的市值約為700億美元。到2020年，該公司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成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之一[8] 。但智能手機創造的巨大的可能性，遠遠超出手機市場的狹窄范圍。互聯網已經“移動化”了。這種小型手持設備不僅催生了新產品和服務，還有新的商業模式，顛覆了更廣泛經濟領域的一個又一個部門。從音樂、銀行、新聞、餐館，到導航、零售、教育和旅游等行業，都發生了轉變。

智能手機的出現，同時還引發了令人震驚的價值損失。作為當時最大的手機制造商，諾基亞的市場份額從2007年第四季度的51%下滑到五年后的不到3%，凈銷售額暴跌75%[9,10]。這個曾經無處不在的品牌，現在幾乎消失了。和創造價值一樣，價值的“毀滅”也從一個部門擴散到另一個部門。隨著智能手機裝上攝像頭及其品質的改進，獨立的相機(包括數碼相機和電影市場之外的相機)基本上成了累贅。盡管拍攝的照片數量激增，但昔日占主導地位的相機制造商(膠片和數碼相機)及其價值鏈，實際上遭到“毀滅”。MP3播放器、GPS導航設備和掌上游戲機也是如此。

然而，智能手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經濟范疇。隨著智能手機徹底改變了我們的溝通、交友、聯系方式和管理，擴大了我們個人和職業的網絡，社交生活也發生了變化。我們找工作、上班、購物和娛樂的方式，幾乎在一夜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交媒體的到來，甚至有更大的變革作用,完全顛覆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渠道,人們首次可繞過傳統的新聞和分析來源，創造自己的“產品”，并通過點擊一個按鈕與數十億人分享。約會完全改變了：在網上認識的異性戀夫婦的比例，從1995年的2%上升到2017年的近40%[11]。

在發展中國家，智能手機的影響甚至更大。手機網絡超越了昂貴的(現已過時的)固定電話基礎設施，使大量人口第一次能使用電話和通信。智能手機讓世界各地的人們可以利用銀行和貸款、商業信息、教育和娛樂，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數十億人的生活瞬間發生改變。

所有這些新用途引發了強大的力量(反饋循環)，刺激了對智能手機的需求，而在經典網絡效應中，每個新用戶為所有現有的用戶創造了更多價值。這有助于推動需求、投資和創新的增長，規模經濟則推動成本的降低。

意想不到的后果

智能手機市場的爆炸式增長，也有助于推動降低成本，提高各基層技術的能力，使之進而以不同的方式融合，顛覆其他、顯然不相關的經濟部門。

“叫車”(ride-hailing，打車服務)是一個例子，多虧智能手機，使”叫車”成為可能。Uber(優步，成立于2009年)、Ola(印度，2010年)、Lyft(美國，2012年)和滴滴(2012年)在各自國家的出租車市場上占據了巨大份額，提供了更便宜、更方便的乘車服務。老舊的監管模式、頒證或昂貴的牌照往往束縛已有的“出租車”運營商的發展，一直不能做出響應，只能淪為自標“空車”(Free Now)式的“叫車服務”。

到2016年，也就是Uber在舊金山的一間公寓推出7年后，其預訂量已經超過整個美國的出租車行業[12，13]。

圖2. 2001-2017年，印度手機和固定電話的用戶(每100人)

但叫車服務只是“顛覆交通”的一個方面。 鋰離子電池成本高，最初也是由消費者電子行業、而后是智能手機市場推動的，意味著電動汽車(EV)現正在顛覆高端汽油車市場，并即將顛覆主流市場。 例如，全電動的特斯拉Model 3，現在是美國最暢銷的汽車之一[14] 。

與此同時，自動駕駛汽車(AV)的開發也取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進步。 同樣顯而易見的是，谷歌公司也是“異花授粉”(cross-pollination)，創造了第一個能運轉的AV，而且正在幫助引領這個市場的發展，也是全球智能手機操作系統的領導者。得益于智能手機顛覆的優步和滴滴等全球叫車公司，也投資數十億美元，開發自動駕駛技術。

叫車、自動駕駛汽車和電動汽車的融合，即將創造出一種全新的交通方式，稱為“運輸即服務”(TaaS)，本質上就是機器人出租車。它比擁有汽車便宜得多，每英里的成本降到1/10，每年能為普通美國家庭節省5600美元以上(詳見《反思2020-2030年交通運輸》報告)，并引發汽油車、公共汽車、貨車和卡車市場快速顛覆。

但是，內燃機(ICE)汽車的崩潰,不僅僅是因為自動駕駛電動汽車(A-EV)的成本大幅降低,智能手機也顛覆了個人擁有汽車的價值。在過去，汽車是約會的必需品，但現在情侶們在網上認識。在過去，我們需要汽車去餐廳或購買食物，但今天許多公司，如亞馬遜、“Uber Eats”，和GrubHub把新鮮農產品和即食食品送到我們的前門。在過去，我們需要汽車去看電影，但現在像Netflix和Prime這樣的流媒體服務每月有數以萬計的電影和電視節目供訂閱，費用不到一張電影票的價格。信息技術已經消解和顛覆了汽車的價值流，包括實用的和情感的，以至于個人擁有的汽車正從資產變為“債務”。

在復雜的因果鏈中，智能手機給關鍵技術、產品和商業模式創新賦能，不僅會扼殺內燃機車和個人汽車所有權，還會扼殺給它們提供燃料的石油行業。這種孤立的、線性的、機械的思維模式指出，智能手機創造了一種“應用軟件經濟”，也顛覆了電信業，而這是個真實但狹隘且危險的不完整的評價。在現實中，智能手機、云計算、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正在融合，招致兩個以石油地緣政治主導的、價值數萬億美元、有百年歷史的行業與政治、金融和工業文明一起，迅速終結。

圖3. 紐約市“叫車服務”市場2010-2019(乘用車/月)

Data source: New York City 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

2 20世紀汽車怎么改變了社會

技術融合

這種模式在歷史上反復出現，汽車的誕生更是如此。19世紀下半葉，涌現了大量快速創新，關鍵技術的成本大幅下降。1867年，用貝塞麥(Bessemer)工藝生產鐵軌的成本為每噸170美元，但到1898年，成本已降至每噸15美元[15]。1876年，奧托(Otto)開發了內燃機，與此同時，美國石油的早期發現和煉油技術的發展，導致低成本燃料的充足供應。橡膠的硫化(1844年)和充氣輪胎(1887年)的發展一起，取代了鐵輪和木輪，因為它們承受不了內燃機傳遞的力。

所有這些技術都為新的交通方式創造了可能，隨及1887年德國出現第一批汽油汽車，隨后美國于1893年出現同類的汽油汽車。早期的汽油車與電力和蒸汽動力的替代品競爭，10年之后，汽油車的成本和性能才達到真正具有顛覆力的地步。

這個過程的關鍵是裝配線。1890年，一個熟練的屠夫在農場花費8-10小時屠宰并處理一頭牛，芝加哥肉類加工廠35分鐘就能完成[16]。使這成為可能的創新是移動式屠宰線，在線上屠殺、屠宰、加工和包裝各種動物產品，然后裝入鐵路車廂快速高效地運往全國各地。亨利·福特(Henry Ford)重新思考并翻版了這種模式，變為移動式汽車裝配線，把制造時間和成本降低了一個數量級。

1908年推出的福特T型汽車，功率-重量比是1885年奧拓內燃機的54倍[17]，價格為825美元(約每馬力41美元)[18]。當時，一輛馬車和兩匹(低端)馬的價格約為820美元(每匹馬力約410美元)，意味著T型汽車的性-價比是主流交通工具的10倍[19]。這種汽車在其他方面也很優越，包括行駛速度、可攜帶貨物的數量，以及每天能行駛的距離。

圖片:坎盧普斯(Kamloops)驛站的馬車

圖4. 1907-1916年，美國新汽車的平均價格(美元)

圖5. 汽車與馬的市場份額(%); 汽車與馬車的市場規模，(百萬美元)

指數S曲線的適應性

需求激增。汽車銷量從1905年不到5%,增長到1925年的95%以上。采用沿s曲線進行，1910-1920年10年期，市場滲透率從11%上升到81%，幾乎與智能手機主導市場的時間完全相同。不過，汽車的這個增長，不僅取代了馬車的銷量，還創造了全新的運輸市場，而后者以前并不存在(見圖5，右圖)。

這款車的性能不斷提高，價格也在迅速下降，廣泛采用是主要原因。主要是資本和創新投資增加以及需求上升，規模經濟驅使生產成本下降。商業模式創新如汽車金融，使汽車更容易購買;市場也擴大到中產階級，他們熱切希望有輛汽車——到1926年，僅僅7年后，2/3的汽車是賒購的[20]。在良性循環中，市場規模擴大吸引了更多的投資、更多的人才和更多的競爭者，也帶來更多的創新，驅動成本進一步降低，使更多的人買得起汽車，導致銷量增加。

隨著需求增加，市場以可預測的方式做出反應和適應，企業家、供應商，甚至政府都爭相利用新的機會，投資資金大量涌入。在這些新工業周圍建起基礎設施，公路建筑業迅猛發展，石油工業騰飛，加油站(1905年建第一個)也陸續鋪開，1920年有1.5萬個，1930年達到12.4萬個[21]。

實際上，汽車工業是在循環往復的良性循環中建造自己基礎設施的。如內燃機為土方工程(挖掘機、裝載機、推土機、平地機和鏟運機)、道路工程(銑床、鋪路機和夯實機)和起重機械(塔式起重機和拖拉機起重機)提供動力，進一步加速變化[22]。

政策創新也沿著s曲線行進。美國俄勒岡州1919年2月首次征收汽油稅;短短6年時間內，美國91%的州也開始征收汽油稅。在10年內，美國的每個州都對天然氣征稅(見圖6)[23]。

盡管1900年，汽車似乎面臨不可逾越的障礙，但快速普及還是發生了。當時，內燃機正在與蒸汽和電力等其他技術競爭。汽油汽車不僅昂貴而且不可靠;美國幾乎沒有鋪好的道路;石油工業還處于初期階段，沒有加油站(移動馬車為早期汽車帶來汽油和煤油)。也沒有任何真正的制造能力或供應鏈。還沒有制定交通規則，幾乎沒有人會開車，這些致命的組合導致許多交通事故。后來，人們呼吁限制甚至禁止使用這種“致命”的新發明。

公眾輿論迅速而戲劇性的轉變是另一個關鍵因素。1900年，人們普遍對汽車持懷疑態度，認為它們昂貴、不可靠、危險。另一方面，人們熟知、信任，甚至喜愛馬匹和馬車，幾乎沒有人想象世界能沒有它們。 但隨著汽車變得越來越顯眼、可靠，懷疑變成了迷戀，然后是渴望。相反，值得信任的馬，越來越視為過時、骯臟和陳舊了。公眾觀念上的這種變化是變革的強大加速因素，盡管“現職者”積極抵制，變革還是發生了。

結果證明，所有這些障礙是變量，而不是常量，消失得非常之快。因為供給、需求和監管等驅動因素不再充當采用的“剎車器”，而是“加速器”了。看起來像是路障的，不過是“減速帶”而已。今天在電動汽車(EV)和“運輸即服務”(TaaS)的敘事中，看到了這些“障礙”的回聲。

專家們看不到這一點

“美國是個愛馬的國家……機動車在這個國家廣泛使用值得嚴重懷疑。”

——利平科特(Lippincott)雜志,1903.[24]

“我不認為引入汽車會影響騎馬。”

——英國議員斯科蒂·皮蓬(Scott-Montague)先生，1903.[25]

“幾個世紀以來，人類一直乘坐著由野獸拉的交通工具旅行，為什么理性的人會認為未來會有所不同呢?”

——運輸月刊，1904.[26]

甚至在1912年，人們還認為這種車只對高端馬車市場構成威脅：“盡管這種轉變讓受影響的公司感到痛苦，但觀察家感到欣慰的是，高檔馬車在交易中所占比例相對較小;這兒損失幾乎不會危及整個行業。”

——美國運輸協會 [27]

圖6. 美國各州征收汽油稅(%) (Data source: U.S. ACIR)

級聯效應

就像智能手機一樣，汽車對整個經濟的影響也是正面的。不僅僅是“一對一”的技術替代，而是完全不同的交通系統，開辟了非凡的可能性。經濟效益幾乎不可估量，從某種程度上講，美國經濟是建立在汽車及其附屬產業上的，其影響遍及更廣泛的社會。

20世紀30年代，七分之一的美國人從事與汽車行業有關的工作。例如，1910-1920年間，存車處(garage laborers)的人數增長600%[28]。汽車保險、金融等全新行業應運而生。汽車引入購物中心，改變了零售行業的結構。鋼鐵、石油和橡膠取代了鐵、動物飼料和木材，對原材料的影響同樣深遠。在短短10年，汽車行業從鋼鐵的小買家成了主要消費者，需求飛漲，從1910年的7萬噸上升到1920年100萬噸[29]。鋼鐵行業增加投資，進一步推動成本下降，帶來某些創新，比如不腐蝕的不銹鋼，為外科植入物、食品和飲料設備以及建筑應用開辟了新的可能性。

汽車行業還通過提高收入，在美國中產階級增長中發揮了更直接的作用。1914年，福特把工人的工資提高了一倍，引起整個行業乃至更廣泛的震驚。兩年后，該公司的利潤翻了一番，在七年內占據了美國汽車市場的半壁江山。事實證明，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舉措是一招妙棋。亨利·福特后來說，“每天8小時工作支付5美元，是我們做過的最好的削減成本的舉措之一。[30]”很快，全國的工業都在效仿福特。

但是，與這種非凡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有“價值毀滅”。馬車運輸行業幾乎“全軍覆沒”，1890年美國有1.3萬家馬車制造商在運營，到1920年，只有少數人還在做此生意[31]。1910-1920年間，這些行業在役的馬和馬車同樣遭受重創,美國馬夫的人數減少70%[32]。現有的價值鏈也遭受重創，1915年，美國22%的農田(約9300萬英畝)和8000萬英畝牧場用來喂養馬和騾子。到1960年，除了500萬英畝以外，其余的土地都釋放出來供其他用途，主要用于飼養肉牛和奶牛[33]。

結構邏輯框2. 系統動態：反饋環路

制動因素

供給、需求和監管，為采用新產品和服務提供強有力的制動。現有體制受基礎設施建設沉沒成本的保護，從大的規模經濟和投資受益，也得到經常圍繞它的設計立法框架和政策的支持。公眾輿論支持現有體制，因為消費者習慣了，經常依附于一種產品或服務，對其他選擇持懷疑態度。價值鏈是成熟的。這些都有助于“原地”鎖定“現有體制”。

變革的前景也可能引發現有企業、工人、工會、政府和消費者的抵制。企業通常會遵守“在位者”的“劇本”，包括游說建立監管屏障，保護市場;通過偽科學或散布恐慌，制造對新產品或服務的懷疑，其中可能包括收買和謀殺顛覆者。

在顛覆的早期階段，這些“制動機制”會給變革帶來強大的阻力。然而，隨著成本和能力的提高，新產品和服務變得越來越有顛覆力。制動機制開始“弱化”。

加速因素

采用新產品和服務，釋放出強大的系統動力，會加速顛覆的過程。這些加速因素推動新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成本、能力和輿論)、供應(生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和監管(政策和稅收)，但也可能導致現有行業毀滅。

加速因素還包括網絡效應，即需求增加會增加網絡的價值，推動需求進一步增長以及反彈效應，即成本下降導致需求增加。它們還包括“遞歸”(recursion)，即用來開發基礎設施的技術獲得支持。

它們可能引發非線性效應，包括成本和能力的指數級的改進、新產品和服務s曲線的適用性，以及舊產品和服務的“死亡渦旋”。可以把 這些加速因素視為采用的主要(一階)的驅動力。

漣漪效應

顛覆很少局限于單一行業或部門。相反，它們的效應會波及、深刻影響系統的許多其他部分，包括個別部門(供應、制造和分銷鏈，以及基礎設施)、其他部門，以及社會、經濟、政治和生物物理系統。這種影響可能會反過來影響原有行業內的顛覆。這種漣漪反應，可以看作是顛覆的次要(二階)的驅動因素。

意想不到的后果

但汽車的影響不僅限于經濟。它的引入導致建筑環境的巨大變化，圍繞這種激進，創新設計了住宅、村鎮和城市的新交通形式。它改變了我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也改變了我們建造學校、商店、醫院和工廠的地方。人們第一次大規模地從城鎮搬到郊區，需要汽車上下班[34,35]。與此同時，汽車餐廳、電影院、購物中心和大型商店都成了城市景觀的一部分。

汽車在我們的文化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幫助推動了性革命的第一階段，因為年輕人找到了擺脫父母控制的新方法，同時給了所有年齡段的人更多的獨立和機會。實際上，駕照考試已成了青少年的“文化儀式”，從童年到成年的新標志。汽車旅游為新的、流動的美國人打開了整個國家的大門，“自駕游”和“鄉村大道”進入美國詞典。汽車露營成了一項受歡迎的活動[36]。國家公園和汽車，這兩個相對新的概念，使彼此的成長、受到歡迎的程度和文化，在美國人的想象中占有重要地位。

美國的汽車公司甚至對這個國家20世紀的軍事統治做出巨大的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福特將42家國內工廠轉產為其他盟國生產戰爭物資和軍事裝備[37,38]。的確，汽車幫助改變了國際關系，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的崛起，通過它在石油和汽車工業主導地位，獲得了支持和擴充。所有行業都能感受到這種新型交通運輸業帶來的生產力效益，鞏固了美國在其他市場的領導地位，推動整個20世紀的移民和投資水平，進一步加速了美國的增長和創新。

汽車對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影響，也正因如此，從一種“好東西”變成了一種必需品。為在經濟和社會兩方面充分參與生活，需要使用這種新式交通工具。隨著經濟、文化、建筑環境和治理結構與汽車工業的共同發展，變得越來越“固步自封”。經歷了最初幾年的爆炸性采用之后，我們看到過去百年間產品的長期增量改進，而在價值鏈、商業模式和市場結構方面，基本保持不變。

照片：福特汽車公司，高地公園，1913年

結構邏輯框3. 部門層面的改變

人類系統的變化模式具有“分形特征”(fractal quality)。在經濟的每個部門也可看到同樣的模式，即長期漸進式變化中夾雜著快速的顛覆。在部門內，技術能力可以提高，地理范圍也可以擴大，但就價值鏈(生產、供應和分配)、基礎設施和監管而言，系統的結構大致保持不變。例如，在過去100年里，交通和能源系統的結構基本上保持不變。然而，偶然情況下，各種因素的融合會引發“相變”。

» 現有的系統，通過各種抑制因素抗拒變革，保持穩定。這些擬制因素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弱化。

» 各種技術成本和能力的改進與融合，能使顛覆性的新產品或服務超越現有的對手，更具競爭力。

» 盡管存在各種障礙，包括強烈抵制變革和根深蒂固的體制，但顛覆會很快的發生。這種屏障不是常量，而是可變的。

» 采用是非線性的，遵循s曲線。它是影響產品的成本和能力、需求、供應和監管條例加速反饋驅動的。

» 現有行業的經濟毀滅發生初期，新的顛覆性行業還沒有成熟，而且其影響往往與變化的規模不成比例。杠桿作用(包括財務和運營)意味著需求的小幅下降可以使一個行業破產。這種市場“創傷”就像一場森林大火，只需在體系中做出一個小小的改變，就會迅速而殘酷地摧毀舊體系，而新體系或許要數年時間才能出現。

» 顛覆因素往往來自現有行業的外部。在位者的心態、激勵、實踐和商業模式常使現有的企業對新的現實“視而不見”。他們在舊模式上加倍下注，而不是創造新的模式。

» 線性的、機械的、封閉的思維方式，使我們無法提前看到顛覆的速度和程度。

» 顛覆代表各種“相變”，它們不僅是技術的“同類替代”(“其他各種因素保持不變”)。 它們給新的商業模式、指標和激勵措施賦能。在價值鏈結構、價值傳遞方式(商業模式)，驅動消費者(需求)、生產者和投資者(供應)以及政策制定者(監管)的指標和激勵方面，新系統可能與舊系統有根本性的不同。

» 顛覆貫穿價值鏈、相關部門、更廣泛的經濟和社會，開啟了各種可能性。基礎行業的顛覆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不僅波及經濟，而是整個社會。這種影響可以作為反饋循環，影響各種技術的成本和能力，以及系統的其他方面，是顛覆的次要驅動因素。

3 紙版圖書怎么使歐洲取得突破

15世紀歐洲引進一種新技術產品，從中也可看到同樣的模式，但其后果更為深遠。

圖書印刷引發的顛覆級聯浪潮持續了幾個世紀，影響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看法，以及在其中的位置。這是技術進步的第一波浪，給工業革命賦能，導致一個全新的生產系統和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系統，以組織和管理社會。更重要的是，它為人類創造了新的、非凡的可能性，需要用新的方式理解和闡明這個世界。

在錯綜復雜的因果關系中，圖書印刷既是15世紀社會發生根本性變革的原因，也是變革的結果。近千年來，黑暗時代的無知、教條和貧窮戰勝知識、理性和進步，給歐洲蒙上了長長的陰影。但在這看似無望的荒涼中，曙光開始出現了。

隨著貿易路線逐漸重新開放、思想的發展和傳播，以及南歐城市國家再度繁榮，貿易開始緩慢繁榮起來。商人階層和發展中的大學手中，越來越多的資金幫助培養了新的對知識和創新的渴望。地中海地區再次成為當地思想和概念發展的大熔爐，而這些是早期重新發現并從東方引進的(這里保持了較高水平的技術能力和社會復雜性)[40]。受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對思想和人才日益開放的吸引，到1500年，大約5000名希臘知識分子遷移到威尼斯[41]。他們帶來了世俗的學術、知識和思想，定義了歐洲的新身份，帶來了持久的變化[42]。結果是，從12世紀開始，歐洲出版的手稿數量劇增，由此產生了對信息和知識的進一步需求，而僧侶們幾乎無法跟上這種需求。

圖7. 6 -15世紀西歐手稿的數量 (Data source: Buringh, E., & Van Zanden, J. L., 2009)

這個背景很重要而且并非巧合，在歐洲圖書印刷產生這么大的影響，而幾個世紀前在中國和朝鮮的影響卻很有限[43]。這些社會不僅沒有陷入黑暗時代，因此也沒有看到對書籍需求的激增;而且他們的書寫系統很復雜，幾千而不是幾十個字符，意味著圖書印刷沒有提供真正的經濟或手稿的時間優勢。此外，歐洲有數百個國家(城市、共和國和王國)在貿易、技術和人員方面進行競爭，而中國沒有這種競爭[44]。因此，新技術本身不是決定性的，還需要正確的治理結構和社會條件，才能蓬勃發展。對于圖書印刷來說，歐洲提供了這種環境，不是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東方。

技術融合

技術融合再一次成為催化劑。羊皮紙由綿羊、山羊、母牛和其他動物的皮制成，是整個中世紀歐洲抄寫員使用的主要技術。但羊皮紙非常昂貴，制作一本圣經需要200多只羊[45]。12世紀，伊斯蘭商人把造紙術這種新技術從中國帶到歐洲;到15世紀，這種新技術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羊皮紙。第一個關鍵技術已經到位，但油墨技術、冶金技術和機械加工技術的進步，導致金屬、可移動字體的發明，是使印刷機成為可能的必要條件。同樣，技術在不同領域的交叉傳播也關鍵，第一臺印刷機是改良的葡萄酒壓榨機，通常用于壓榨葡萄和橄欖。所有這些技術，在15世紀50年代隨著古騰堡印刷機的發明，結合在一起。

它的影響是直接而深遠的，現在一頁書只需幾分鐘就能打印出來，比手寫稿快200倍(不包括排字的時間)[46]。1454年，古騰堡工場生產出了第一份紙質《圣經》，成本為30弗羅林( Florins)，只有一本手稿的1/10[47]。競爭、技術進步和規模，進一步壓低了圖書價格。到1483年，印刷成本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佛羅倫薩的Ripoli出版社對柏拉圖的《對話錄》印刷1025冊，只收三個弗洛林，而抄寫員每冊要收一個弗洛林[48]。

指數S曲線的適用性

印刷機本身在歐洲迅速傳播開來，部分原因是中世紀歐洲的宗教暴力。就古騰堡在美因茨(Mainz)印刷第一本圣經后幾年，這座城市被洗劫[49]。它的技術熟練的印刷骨干收拾行囊，主要去了意大利的城市，如羅馬、維羅納、那不勒斯、佛羅倫薩和威尼斯。那里的大學渴望出版和消費知識[50];但也去了里昂、巴黎和瓦倫西亞[51]。圖書產量呈指數增長，從15世紀的500萬冊增長到18世紀的10億冊;價格也隨著技術和生產過程的改進，持續下降。個人第一次買得起圖書了。這導致讀寫能力大幅提高，從而促進了圖書銷售，并使新思想和觀念迅速而廣泛地傳播，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級聯效應，意想不到的后果

圖書激發個人反思和抽象思維，從而催生了個人主義，最初在歐洲西北，當時的經濟強國威尼斯和熱那亞的邊緣地區[52]。幾個世紀以來公認的智慧很快被推翻。教會和國家開始失去對信息獲取的控制。如今，約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和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等改革家的思想可以更自由、更廣泛的在人群中傳播，在整個歐洲，幫助宗教改革運動獲得動力。印刷術對彼特拉克(Petrarch)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如皮科·德拉·米蘭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等的思想傳播也起了重要作用，而這些思想反過來又為啟蒙運動和科學革命奠定了基礎。這個信息革命，使科學、技術、哲學和藝術不斷發展，也促進了思想的發展和傳播。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約翰·洛克(John Locke)、伽利略、笛卡爾、達爾文等人找到了理解和闡明物理世界的新方法，發展了科學方法，為工業革命中出現的新機械化生產系統奠定了基礎。隨著這種非凡的技術進步，出現了組織和管理社會的新方式(新的組織系統)，因為社會各界破壞或超越了中世紀社會、政治和經濟體系，更適應新興的可能性。

經驗主義和科學方法取代了宗教，成為一種更有效的解釋世界的方式。由于新興的生產體系需要更大規模和范圍的競爭，城市國家合并成民族國家。民主取代了君主政體，教會與國家分離。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推翻了封建制度和物-物交換經濟，個人獲得了自己努力的回報(新的社會契約)。因此，圖書印刷是第一波技術進步，幫助歐洲大大提高了它的社會能力，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文明。

組織系統

“組織系統”包含流行的思想、信仰系統、神話、價值觀、抽象和概念框架的模型，有助于解釋世界如何運作。它由政治、社會和經濟系統組成，包括監督、影響和管理社會的治理機構、體系和文化，并提供各種激勵(強制和獎勵)，驅動個人和群體的決策、行動和信仰。

這在西方體系中，體現在諸如經驗主義、世俗學術和科學方法、個人權利、政治民主、民族國家、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社會契約等概念中，我們用勞動換取資本，并期望得到某種最后的安全回報。這些是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模塊，每個模塊的發展影響其他模塊的效力和演變。

成功的組織系統能夠提高社會能力。也就是說，它們幫助社會捕捉技術開放帶來的可能性，并為進一步的技術進步創造條件。它們通過“推動”(法律、法規、權力)和“拉動”(激勵、欲望、敬畏)創造必要的社會穩定，從而使更高層次、更復雜的文明成為可能，進而導致進一步的創新、競爭優勢、軍事能力、繁榮和權力。

技術和組織系統的共同進化

隨著文明進化出越來越大的技術能力，并能借以在更大規模、范圍和復雜性上運作，需要同時進化出越來越大的組織能力。因此，組織系統與當今的技術共同進化(共同構成生產系統)，即創造各種條件，使技術進步與其自身演進受到在其指導下發展的各種技術的影響。

組織系統的演進方式類似生物有機體，最適合特定時代或地方的經濟、技術和地理條件下繁榮并被復制。通過模仿或征服，以復制、粘貼和適應。組成組織系統的各種元素不應該看作是機械部件，而應該看作是相互作用和相互重疊的子系統。在任何時代或社會中都沒有“正確”的組合，每個方面的進化和發展的組合都不是計劃或設計的，而是通過實驗(嘗試和痛苦的錯誤)和競爭，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自組織)。

地理也在關鍵資源的可獲得性方面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土壤肥力、淡水、能源、材料以及貿易和軍事能力的運輸路線。地理的重要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也取決于一個時代的技術能力，早期文明可能取決于土壤的肥沃程度和周圍自然資源的可得性，而擁有更先進的交通和能源技術的文明，則可以擺脫這些限制，獲得更遙遠的肥沃土壤和材料。例如，羅馬，埃及、腓尼基和巴比倫等地中海帝國的一潭死水，遠離肥沃的新月地帶，發現自己位于地中海盆地的中心，因為大型劃船和帆船以及道路和橋梁的建造得到發展，讓他們有機會進入更大的區域去獲取，控制和影響。

因此，技術進步本身并不能決定任何社會的能力或相應的競爭力，組織系統和地理也至關重要。現有的最佳組合決定了贏家，例如，1萬人的文明需要與10萬人的文明非常不同的系統，而10萬人的文明需要與100萬人的文明完全不同的系統。

雖然技術能力決定任何文明的潛力(“能力邊界”)，但組織系統決定一個社會(就其社會能力而言)與這種潛力的接近程度。這取決于組織系統能在多大程度上強迫或鼓勵生產力和技術創新，使全社會能夠作出最佳決策，并管理、控制、治理和影響其全體居民。這種影響今天也很明顯，因為盡管全球都有技術，但由于組織系統的適應性較差，美國社會的能力在世界的許多地方都沒有匹敵。即使是在一個國家內部，也可能存在差異。例如，硅谷等地區的組織系統就像19世紀的紐約一樣，在提高技術能力方面遠比美國其他地區更有效。

系統有能力適應不斷變化的條件，本質上擴大了它們能夠發揮作用和繁榮的條件范圍，但它們的適應能力在速度和規模上都是有限的[53]。從歷史上看，社會能力的根本變化只發生在文明崩潰或新文明突破的時候，那時出現新的組織系統，以取代不再能足夠快地適應技術能力數量級改進的那個組織系統。

組織系統是人類構建的，但它們的要素可能在任何給定的時間和地點出現，無可爭議，不可改變。在今天的美國，幾乎沒有人會質疑民族國家、代議制民主或個人權利的概念，就像對君權神權、地心說或“哲人之石”的信仰不受挑戰。然而，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組織系統的要素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曾經認為，這些要素是最基本的要素。

結語

在中國，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顛覆”是個貶義詞，有點“大逆不道”。本文所談“顛覆”，是“顛覆式科技”或科學技術上的“顛覆”，著重科技重大突破在打破“沉寂”，推動社會、生活發展方面重大價值。如果說成科技“突破”，或許不會引起那么“普遍”的反感和“猜忌”。

讀《重新思考顛覆》，感觸最深的是12世紀，伊斯蘭商人把造紙術從中國帶到歐洲，后來和古騰堡印刷機的發明結合在一起，成為歐洲技術進步的第一波浪，其顛覆級聯浪潮持續了幾個世紀，影響了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15世紀社會發生根本性變革的原因”，而且其后果更為深遠。作者認為，“圖書印刷是第一波技術進步，幫助歐洲大大提高了它的社會能力，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文明。”

讀這個部分，很容易、更“不由自主”地想到近30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與進步。改革開放、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使中國逐漸趕上、在某些方面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另世界矚目!中國在5個基礎技術領域，4個領先世界水平，能否領先進入“自由時代”?

現在是：

— 智能手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經濟范疇，社交媒體的到來，甚至有更大的變革作用,完全顛覆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渠道,人們首次可繞過傳統的新聞和分析來源，創造自己的“產品”，并通過點擊一個按鈕與數十億人分享。

— 信息技術已經消解和顛覆了汽車的價值流，包括實用的和情感的，以至于個人擁有的汽車正從資產變為“債務”。

— 在現實中，智能手機、云計算、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正在融合，招致兩個以石油地緣政治主導的價值數萬億美元、有百年歷史的行業，連同政治、金融和工業文明一起，迅速終結。

— 隨著我們進入人類歷史上最具顛覆性的十年，每個經濟部門都處于瓦解的邊緣，倘若失敗，事關重大。無論我們正在規劃投資、教育、社會和環境政策，還是基礎設施支出，狹隘的線性思維使我們看不到新出現的可能性，看不到即將到來變化的步伐和規模，社會正蒙住眼睛朝著未來疾馳。

但，這些都是“成長的煩惱”。世界是平的。過去中國影響了世界，現在世界在影響中國，進而相互影響與推動。科技在引導人類脫離“愚昧”，邁向文明中起著關鍵作用。“新技術本身不是決定性的，還需要正確的治理結構和社會條件，才能蓬勃發展”。

資料與注釋：

I James Arbib & Tony Seba，Rethinking Humanity—Five Foundational Sector Disruptions, the Lifecycle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Coming Age of Freedom，RethinkX, June 2020

1 Capabilities can be thought of across many dimensions. For example, improvement in computer processing is usually measured in number of transistors per unit of space (inch). But these transistors also improve in speed, so improvement in processing power is a combination of both. Size, speed, and also durability are all relevant measures. Lithium-ion batteries improve in cost/kWh stored, but also in energy density, charge times, and lifetime. While the cost curve measures only $/unit of storage – the other measures of capability are also relevant. A cheap battery that is huge, for example, would be of no use for a smartphone.

2 Fiegerman, S. (2012, June 29). The Experts Speak: Here’s What People Predicted Would Happen When The iPhone Came Out… Business Insider. Retrieved from here.

3 Lieberman, D. (2007, April 30). CEO Forum: Microsoft’s Ballmer having a “great time.” USA Today. Retrieved from here.

4 Marsel, K. (July 30, 2007). Analyst: iPhone is Harry Potter “squib” of cell phones. AppleInsider. Retrieved from here.

5 Dormehl, L. (2017, June 26). “Apple should pull the plug”: 10 iPhone predictions from 2007. Cult of Mac. Retrieved from here.

6 Mainstream analysts and consultants should have learned from the recent major telecoms disruption. When hired by AT&T (then the largest telecoms company in the world) in 1985 to predict the size of the mobile market by the year 2000, McKinsey came back with an estimate of 900,000. The number was 120 million. It was out by a factor of 120. The consultant was not alone. Vinod Khosla, the Silicon Valley investor, looked at forecasts by major technology research consultancies between 2002 and 2010 and found they routinely underestimated growth in the mobile phone market by a factor of eight.

7 Gupta, R. (2016, May 9). Nokia CEO ended his speech saying: “We didn’t do anything wrong, but somehow we lost”. LinkedIn. Retrieved from here.

8 Macrotrends. (2020). Apple Market Cap 2006-2020 | AAPL. Retrieved from here.

9 Statista. (2013, July 25). Global market share held by Nokia smartphones from 1st quarter 2007 to 2nd quarter 2013 [Data File]. Retrieved from here.

10 Statista. (2020, February 27). Nokia’s Net Sales 1999-2019 [Data File]. Retrieved from here.

11 Rosenfeld, M. J., Thomas, R. J., & Hausen, S. (2019). Disintermediating your friends: How online da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places other ways of meet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36), 17753–17758. Retrieved from here.

12 Carson, B. (2017, April 14). Uber booked $20 billion in rides in 2016, but it’s still losing billions. Business Insider. Retrieved from here.

13 Damodaran, A. (2014, June 18). Uber Isn’t Worth $17 Billion. FiveThirtyEight. Retrieved from here.

14 Shahan, Z. (2020, January 19). Tesla Model 3 = 7th Best Selling Car In USA. Clean Technica. Retrieved from here.

1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Labor. (1909).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Table 224: Prices of Domestic Ir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trieved from here.

16 Bramley, A (2015, December 3). How Chicago’s Slaughterhouse Spectacles Paved The Way For Big Meat. NPR. Retrieved from here.

17 The 1885 Otto engine had a mass/power ratio of 270 g/W while the 1908 Ford Model T had a mass/power ratio of 5 g/W, an improvement of 54x. Smil, V. (2013). Making the Modern World: Materials and Dematerialization.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18 Gross, D. (1997). Forbes: Greatest Business Stories of All Time: 20 Inspiring Tales of Entrepreneurs Who Changed the Way We Live and Do Business.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19 RethinkX estimate.

20 Calder, L. (2001). Financing the American Dream: A Cultural History of Consumer Credi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1 Jakle, J. A., & Sculle, K. A. (1994). The Gas Station in America. Baltimore, Marylan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from here.

22 Jamal, H. (2017, January 22). Road Construction Machinery – Uses of Road Construction Tools and Equipment. About Civil. Retrieved from here.

23 U.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1995, September). Significant Features of Fiscal Federalism: Budget Processes and Tax Systems (Report No. M–197). Washington D.C.: USACIR. Retrieved from here.

24 Kinney, T. A. (2004). The Carriage Trade: Making Horse-Drawn Vehicles in America.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5 Long, W. (1903, August 4). “New Bills: Motor-Cars Bill (Lords)”. UK Parliament. House of Commons. Hansard. 4 (126). Retrieved from here.

26 Carri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04, April). The Carriage Monthly. (40).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Ware Brothers Publishing.

27 Carri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12, December). The Future of the Horse Vehicle. The Carriage Monthly. (48).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Ware Brothers Publishing. From Kinney, T. A. (2004). The Carriage Trade: Making Horse-Drawn Vehicles in America.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8 Edwards, A. (1943, June 30). Six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0, Comparative Occup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30.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trieved from here.

29 Smil, V. (2013). Making the Modern World: Materials and Dematerialization.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30 Donlan, T. G. (2008, May 8). A World of Wealth: How Capitalism Turns Profits Into Progress.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Financial Times Press.

31 Kinney, T. A. (2004). The Carriage Trade: Making Horse-Drawn Vehicles in America.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2 Edwards, A. (1943, June 30). Sixteen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0, Comparative Occup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30.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Retrieved from here.

33 Olmstead, A. L., & Rhode, P. W. (2001).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The Impact and Diffusion of the Tractor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1910-196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3), 663–698. JSTOR. Retrieved from here.

34 In another reinforcing feedback loop, thanks to federal and military incentives, 83% of U.S.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1950s and 1970s took place in the suburbs as the suburban population grew from 36 million to 74 million people. Jackson, K. (1987, April 16).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United King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Quoted from Poleg, D. (2019, October 31). Rethinking Real Estate: A Roadmap to Technology’s Impact on the World’s Largest Asset Class. New York,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lso, here: Locke, J. L., & Wright, B. (2019). The American Yawp: A Massively Collaborative Open U.S. History Textbook. The Affluent Society, II: Rise of the Suburbs (Vol. 2). Palo Alt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from here.

35 Nicolaides, B., & Wiese, A. (2017). Suburb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945.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s, American History. Retrieved from here.

36 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Association, there were more than 2,000 free car camps by 1924. The same year, a single camp in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received over 100,000 auto camper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The Chicago Tribune predicted in 1929 that more than 5 million Americans would camp with their automobiles that year. Henderson, L. (2010). America’s Roadside Lodg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otel. Historia, 19, 23–43. Retrieved from here.

37 Craven, W. F., & Cate, J. L. (1984).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Men and Planes (Vol. 6).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trieved from here.

38 Ford built 6,790 B-24 bombers, 282,354 Jeeps, and 42,676 Army/Navy Cargo Trucks. It also produced 13,893 Universal Carriers for British Commonwealth nations. Jackson, D. (2020, February 27). Ford Motor Car Company in World War Two. US Auto Industry World War Two. Retrieved from here.

39 Linear forecasts, which ignore feedbacks and assume “all else remains equal”, are not credible representations of future possibilities. The scenarios they depict are not plausible and we urge readers confronted by them to be duly skeptical.

40The migration of Greek intellectuals to Europe (especially Italy) in the years between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1204) and the Ottoman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1453) was essential to the discovery and revival of Greek and Roman studies that led to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in humanism and science. How did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change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Daily History. Retrieved from here.

41 Byrne, J. P. (2017). The World of Renaissance Italy.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LIO.

42 Examples of direct influence abound. John Argyropoulos’s students included Leonardo da Vinci, Piero di Cosimo de’ Medici, and Lorenzo de’ Medici, while Johann Reuchlin and Barlam of Seminara taught Petrarch. Copernicus learned from the writings of Besilius Bessarion. Matula, J. (2006). John Argyropoulos and his Importance for the Latin West. Philosophica, (7). Retrieved from here.

Hay, D. (1961)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ddu, A. (2010, January 25). Copernicus and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Education, Reading, and Philosophy in Copernicus’s Path to Heliocentrism.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43 The first printed book was found in China dating from 868 CE. Daley, J. (2016, May 11). Five Things to Know About the Diamond Sutra, the World’s Oldest Dated Printed Book. Smithsonian Magazine. Retrieved from here.

44 For example, Christopher Columbus, a sailor from Genoa, became an explorer in Lisbon and, after being turned down by he kings of Portugal, France, and England, got funding from the queen and king of Castile, León, and Aragon (Spain) to sail West to bring back spices, gold, and silk from Asia. Mach, A. (2011, October 10). Christopher Columbus: Five things you thought you knew about the explorer.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Retrieved from here.

45 Kurlansky, M. (2016). Paper: Paging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46 Kovarik, B. (2015). Revolutions in Communication: Media History from Gutenberg to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USA.

47 Ibid.

48 Ibid.

49 The Editors of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Mainz.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Retrieved from here.

50 Kurlansky, M. (2016). Paper: Paging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51 Some of the first books printed in the French language were thanks in large part to German talent fleeing violence. Tucker, D. H., Unwin, P. S., & Unwin, G. (2017, November 15). History of publishing – The age of early printing: 1450–1550.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Retrieved from here.

52 Chase-Dunn, C., & Lerro, B. (2013). Social Change: Globalization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Present. Abingdon, United Kingdom: Routledge.

53 For example, an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a change in monetary system from the gold standard to fiat money, or an expansion of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to women or minor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