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各種利空影響，國際CDM市場面臨多種困境，中國環境交易平臺轉而將更多精力放在自愿減排市場上

CDM面臨多重利空

“由于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影響，加上哥本哈根會議沒有達成有約束力的文件，發達國家未來的減排義務存在很大不確定性，這讓中國CDM發展面臨很大困境”，在近日舉行的地壇論壇上，國家氣候中心副主任呂學都這樣指出。

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即清潔發展機制，是根據《京都議定書》第十二條建立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減排溫室氣體的靈活機制。它允許工業化國家的投資者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減排項目，從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履行發展中國家在《京都議定書》中所承諾的限排或減排義務，于2001年正式啟動。

2004年5月底，國家發改委等三部門聯合發布《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運行管理暫行辦法》，標志著中國CDM項目開發開始運行，2006年7月3日，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氣發電項目獲得簽發，成為中國第一個獲得CERs簽發的CDM項目。

根據ICECAP中國區首席代表黎東的統計，截止今年5月，經國家發改委批復的CDM項目有2537個，其中向聯合國CDM執行理事會(EB)提交1022個，通過EB核查并獲得簽發的有217個，合計減排量達到1.9億噸。

“中國已經事實上成為CDM的最大提供國”，黎東指出。

而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也告訴新浪產權，2008年以后，中國CDM每季度獲得簽發的CERs筆數和總量均呈現出穩步增長趨勢，現在基本穩定在30個左右。

然而即便如此，CDM面臨的困境卻非?，F實。

“首先是價格在持續下跌，目前CDM一級市場的價格已經從金融危機前的最高20多歐元跌到13歐元以下，今年4月20日，二級市場CER價格達到13.09歐元，卻已經是近一年多二級市場CER價格的新高”。

廣州環境資源交易所總裁李正希對新浪產權分析指出，“倉廩實而知禮節，金融危機重創全球經濟，歐洲多國現在又面臨全所未有的債務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碳交易暴露出它脆弱的一面，不僅價格上不去，甚至整個市場也難以持續?！?/p>

事實也正是如此，由于CDM項目從啟動開發到產生收益周期很長，到目前近80%的注冊項目、90%以上的國家發展改革委批準項目還沒有產生收益，其他還沒有被批準的在開發或潛在的CDM項目距離收益則更遠。

“距離2012年只有3年多的時間，如果到時CDM項目消失，很多被開發的CDM項目將無法產生收益，出現前期大量工作白費的情況。因此如果2012年之后CDM項目消失，將對我國今后幾年CDM項目開發，以及我國CDM項目收入產生嚴重的影響”，上述業內人士這樣指出。

呂學都對此持有類似觀點，“最大的因素是未來市場的需求問題，未來的市場需求相當長一段時間還是發達國家下一步是不是能夠把減排作為他們的國家義務，而且變成國家的法律執行，這是關鍵的關鍵。如果發達國家能夠把減排義務作為國內法來執行，那么需求市場就一定會有。只要有需求市場，CDM市場就一定會蓬勃發展”。

實際上，目前國內成立的幾家環境產權交易機構中，或者是作為CDM的信息披露平臺，或者是作為CDM的代理方。

比如北京環境交易所與去年與紐約-泛歐證券交易集團BlueNext交易所合作推出中國CDM信息服務平臺，在環交所掛牌的CDM項目將同時在BlueNext的渠道發布。

而去年成立的昆明環境能源交易所總經理楊凱也告訴新浪產權，他們已經在去年申報了幾個CDM項目，扮演著賣方代理人的角色。

上述業內人士對新浪產權解釋說，“獲得聯合國簽發的CDM項目只有200多個，買方賣方都很透明，不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所以如果只是信息平臺，其價值在目前來說更多的還是象征意義”。

大唐集團CDM辦公室主任唐人虎則認為，目前CDM項目多為場外交易，價格容易扭曲，違約風險大，因此需要建立集中交易平臺，并開發避險工具。[page]他指出，“CDM開發買賣的主要風險一是項目的方法學審批風險，因為EB要求項目具備科學性、額外性以及減排的可測量性，場外交易不能保證”。

其次是基準線風險，在項目運行階段，基準線的設定需要按照合同要求在項目周期內生效，場外交易同樣不能保證。

另外在融資之前，CER具有期貨的不確定性，其風險較高，價格偏低，并且隨市場供求劇烈波動，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購買方信用等級較低，很可能產生違約。

“這些都可以在集中交易平臺上得到解決”，唐人虎說。

盡管CDM市場存在很多不確定性，但作為一個長期從事國際CDM交易的專業人士，黎東仍然看好后京都時代的CDM市場。

他指出，“目前世界銀行(WB)、亞洲開發銀行(ADB)都已經明確了后京都的CDM基金，明確要對后京都CDM項目做進一步的開發，IFC(國際金融公司)也設立2010年的后京都基金，這些都預示著這個市場會繼續發展”。

而以美國IEA公布的中國2007年排放量67.5億噸為基準，2020年前中國每年平均需要減排6.35億噸，才能達到中國政府公布的碳強度減排指標產生的減排量，“這意味著中國仍將是CDM的輸出大國“。

VER市場興起

CDM市場遭遇寒流，國內的VER市場卻開始萌動，國內成立的幾家環境產權交易平臺就先后推出了自愿減排業務。

本屆地壇論壇上，北京環境交易所就推出了自愿減排網上交易平臺，而去年8月5日，北京環交所推出了第一單自愿減排交易，上海天平汽車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購買奧運期間北京綠色出行活動產生的8026噸碳減排指標，用于抵消該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來至2008年底全公司運營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成為第一家通過購買自愿碳減排量實現碳中和的中國企業。

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則在去年9月發起了“企業自愿減排聯合行動”，去年11月，國際濟豐集團旗下濟豐包裝(上海)有限公司在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完成了基于碳足跡盤查的碳中和交易。

在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世博自愿減排平臺于今年1月開通。

廣州環境能源交易所總裁李正希對新浪產權說，目前中國并沒有實行強制減排，各類污染物總量控制指標體系都還沒有建立，所以依托社會的自覺意識，形成自愿減排的小體系在現在來說是比較可行的。

李正希透露，廣州環境資源交易所近期將聯合其他社會機構啟動廣州碳中和基金募集平臺，發起設立公益性的廣州碳中和基金。

“廣州亞運會舉行在即，我們的想法是用募集的資金建立中國首個碳中和示范園區，實質性地增加廣州及周邊地區的森林碳匯，園區選址初步考慮在廣州亞運會開幕式主館旁的市政公園內”。

李正希對新浪產權指出，我們希望采用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的方式來操作，把自愿減排和關系到老百姓切身實際生活的事情結合起來，這樣才可能做到可持續性，“今年我們會發起第一期的基金募集，如果有可能還會繼續下去”。

呂學都也認為，國內可能會產生一個小的自愿減排市場，但是關鍵要把購買方培育起來，這才可能讓自愿減排得到持續。

“難點在于自愿減排主要是靠道德約束，并且自愿減排不是每個人每個企業都有能力參與的”。

他指出，有動力有能力自愿減排的無非是三種類型的主體，一是大型企業，為了提高企業或者產品的公眾形象，成為推銷其產品的一個噱頭；二是公眾人物，也是為了提高社會形象，三是有社會責任感和公益心且有一定經濟能力的社會大眾，比如高級白領。

與中國相比，自愿減排在同樣沒有實行強制減排的美國領先一步，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的交易市場，并且也是由環境產權交易平臺率先發起并逐漸培育。

2003年，芝加哥氣候交易所成立，成為是全球第一個自愿性溫室氣體減排量交易的先驅組織和市場交易平臺。

芝加哥交易所根據會員基準期的排放和交易所的減排要求，每年向會員配發排放配額，會員可將多余的配額賣出或儲存，若會員排放量超過獲得的配額總量，則必須通過購買碳金融工具CFI合約來抵消自身排放量。目前，芝加哥氣候交易所的會員數已從成立之初的13家增加至400多家。[page]與CDM的遭遇相似，全球VER交易額和單價在最近一年也呈現出下降趨勢。生態市場和彭博社新能源財經公司共同完成的《2010全球自愿性碳市場狀況報告》的數據表明，2009年全球自愿性碳市場的交易總額為3.82億美元，與2008年相比下降48%，平均價格為6.4美元/噸，與2008年相比下降13%。

“雖然同是碳，但由于核證體系、評價標準以及開發成本存在差異，CDM項目的碳當量價格要高于VER項目”，一位業內人士告訴新浪產權。

“現在國際上也在探討CDM和VER的融合問題，以實現相互之間的買賣，相互帶動并促進碳市場交易活躍”。

同時，《2010全球自愿性碳市場狀況報告》的另一組數據或對中國環境交易平臺操作VER非常重要，該報告指出，目前位列市場份額前三的自愿減排項目類型分別是垃圾填埋氣(31%)、造林/復林(9%)和風電(8%)，其他市場份額由14中以上的不同科技類型的項目所瓜分。

“這啟示我們操作VER或許可以從前三種類型入手，比如越來越引起社會關注的垃圾填埋問題，造林問題等，這些領域有此需求，大家談起來也相對容易”，一位環境產權交易平臺的負責人這樣對新浪產權說。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環境交易所主導開發的自愿減排“熊貓標準”正是首先從農林以及農村沼氣等領域入手進行的設計，該標準已經于去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發布了1.0版。

中國發展碳市場的幾個基礎

正如北京環境交易所董事長熊焰在本屆地壇論壇上所指出的一樣，幾年前提及碳市場還是很忌諱的，現在至少可以大膽探索了。

“由于低碳經濟和節能減排關系到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關系到國家經濟的發展速度，因此其受政策制約非常強，這一領域的任何一步恐怕都要跟隨政策的發展亦步亦趨”，一位業內專家這樣告訴新浪產權。

更為重要的是，低碳經濟和碳交易是對經濟發展和生產生活方式的一次徹底的革命，這就關系到很多基礎性數據、標準的設定，而這些在當今的中國恰恰是最為缺少，又是最需要探索的，這也是環境交易平臺以及研究機構要發揮的一個重要作用。

Vantage Point Venture Partner投資合伙人李峰就指出，碳交易市場的形成需要幾個基礎?！耙皇潜仨氂斜容^清晰、完整的碳足跡的數據庫，同時要有碳核算準則，這需要國家權威機構出面組織完成”。

李峰指出，所謂碳足跡數據庫，就是要對各種工業產品以及其他產品設定一定個二氧化碳排放標準，相當于碳經濟時代的度量衡，所以這要求具備統一性和權威性。

“碳核算準則就相當于碳經濟時代的企業會計準則，會計準則可以核定你收入了多少錢、你的固定資產折舊是多少，最后核定出企業利潤等指標，那么碳核算準則就是這么一整套的公式，能夠算出一個產品最終應該給它附上多少碳排放量”。

李峰介紹說，其實現在一些產品的標簽上就已經有了碳標志，表明生產這個產品共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污染物，但是如果沒有碳足跡數據庫和核算準則，就很難核定碳指標，也就得不出公正的產品碳標簽。

有了這兩個基礎，圍繞在這個行業周圍的很多商業機會都出現了，“比如碳審計、市場咨詢、信息披露等等，這就形成了一個產業鏈”。

唐人虎則指出，低碳在中國剛剛起步，碳市場作為碳資源配置的基礎市場，未來一定會發揮較大的作用，但目前中國大規模發展還不具備條件。

“但是只要氣候變化和化石能源枯竭趨勢不可逆轉，碳市場就會逐步發展并最終成為低碳經濟發展情況下碳資源配置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