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垃圾分類已經全民熱議近一個月。

從簡單分辨干濕垃圾，到小龍蝦分類圖解；從錯過定投時間怎么辦，到濕垃圾破袋的N種方法……在此期間，諸多志愿者的感人故事，諸多垃圾分類中的細節，從前端到后端，媒體都做了詳細報道。

那么，是否可以從中提煉出某些規律？垃圾分類推行順利、做得相對好的社區，有哪些共性可資借鑒？垃圾分類對上海而言，有沒有更深層次的意義？

社區自治做得好垃圾分類就做得好

同濟大學副教授姚棟近幾年一直扎根社區，參與了多個社區治理、微更新改造項目。

這一回，上海開展垃圾分類，他在一些社區也主持了一系列活動，如垃圾分類調查問卷、垃圾分類社區宣傳展覽等。目睹垃圾分類在社區推廣的整個過程后，他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平時社區自治做得好的小區——居民都有良好的溝通平臺，有協商熱情，熱心參與社區事務——這樣的社區推廣垃圾分類，往往十分順暢，志愿者減少后也更容易維持好習慣。一些網絡上討論的細節難題，錯過定投時間怎么辦、亂扔垃圾如何監督等，對這些社區來說，一商量就找到了解決辦法，幾乎不算什么事兒。

姚棟的感覺是否有道理呢？記者前往幾個社區一探究竟。

徐家匯街道南丹小區，由虹橋路、徐虹北路、南丹路、宜山路合圍而成。第一次來的人都會感到驚訝：原來寸土寸金的徐家匯，還有居住如此困難的老小區。小區多層最小單元建筑面積18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積僅4平方米。

多層住宅里的老居民們形容自己家，“下了床就出了門”。沒有人愿意待在家里，一起床，就想往外走。

這樣局促的居住條件，如此高密度的中心城區人口，想要在此推行一件事情，讓大家共同遵守，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令人意外的是，從今年5月份小區開始試行垃圾分類，一路走來，難題一路破解，乃至于現在已經成為示范樣本，居委會頻繁收到各類機構，甚至外省市的參觀考察請求。秘訣是什么呢？

有一點至關重要：南丹有一支熱情的志愿者隊伍。

垃圾分類之初，招募志愿者的消息一“放榜”，南丹小區就有近百位居民踴躍報名。南丹小區87個志愿者，每天看守14個小時，從早上7點到晚上9點，一直有志愿者堅守崗位。志愿者人數之多，熱情之高，讓隔壁小區居民羨慕不已。

好處也顯而易見。但凡中間發生任何摩擦，比如一些居民從不理解到理解，比如年輕人錯過定時投放時間，比如有人偷偷把一包垃圾扔在樓道門口……諸多問題因為志愿者們全天在崗，多說服、多溝通，最后都不成問題。漸漸地，居民們的習慣也培養起來了。

這是一群真心熱愛社區的志愿者。大多數小區，按照建議，志愿者每天在垃圾廂房門口早晚各值勤2小時，一天總共值勤約4小時。而南丹小區志愿者人數不僅多，每天每人愿意值勤14小時，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熱情呢？

真正的故事，得從更早的“美麗家園”小區綜合改造講起。

清晨5點敲響居民家門

南丹居委會書記王婉娜、居委會主任皮美芳形容，小區曾是徐家匯街道著名的“后腿”，各項活動和檢查，每次都表現不佳，乃至于相關部門對南丹小區幾乎不提要求。然而，盡管先天條件不足，居住逼仄，老居民們常有抱怨，但一個社區、一個家園不能永遠如此下去。

幾年前，申請南丹小區的綜合大改造時，街道和居委會下了很大決心，賦予極大期待，不僅僅希望社區面貌煥然一新，更希望解決硬件困難的同時，也能解決一些小區的“老大難”，讓居民們提升“士氣”，重新獲得滿足感，產生榮譽感。

第一根難啃的骨頭，是小區地面重新鋪裝。鋪裝的那幾天，小區停放的小汽車必須清晨5點前離開。此前，居委干部和社區居民志愿者已經挨家挨戶上門通知，但到了鋪裝時間，依然有小汽車沒有撤離，導致工程擱置。每到這時，志愿者和居委干部只好硬著頭皮，清晨5點敲響這些居民的家門，勸說對方，為了整個小區的未來，臨時幾天，小汽車提前駛離。

到了傍晚，由于新鋪的瀝青未干，志愿者們手拉手攔住小區幾個大門，說服開車的居民把車停在別處，直到晚上10點以后才能駛入。可以想象，整個鋪裝過程中，居民們情緒上來開口大罵，溝通協調時各種指責，抱怨和投訴不斷……如今想來仍歷歷在目，但看著已經煥然一新的社區面貌，“一切都是值得的。”59歲的居民志愿者顧長鳳說。

經過綜合整治后，小區理順了進出口通道和動線，原本小區門口的亂停車現象徹底消失。走進小區，只見一條筆直寬敞的主干道，兩邊綠意盎然，公共空間的品質不輸周邊的高檔樓盤。

此后，第二根、第三根難啃的骨頭接踵而來。改造鄰里匯大樓，南丹的居民們眾口難調。設計稿多次推翻重來，工程多次停工又開工，其間各種抱怨、擔憂滿天飛，需要反復溝通，多方協調。最終改造好的鄰里匯，獲得居民們高度認可，成為大家現在每天都會去的公共客廳。

還比如，小區違法搭建一度超過200戶，又經歷了一番驚心動魄、超乎想象的溝通過程。最終，200多戶違法搭建全部清除。

經歷多番“折騰”后，居民們的榮譽感起來了。志愿者治安值勤時，時常收獲友好的招呼和滿意的笑容。漸漸地，大家把社區當作自己的家，為它高興，為它憂愁。有時候，一些居民有不文明行為，居民之間還會互相勸阻。

比如垃圾分類，南丹多層住宅的居民表現良好。反而小區的高層樓宇的住戶最初表現不佳。客觀原因是，高層樓宇離垃圾廂房最遠，本來每一棟樓都有五六只垃圾桶，撤桶之后有人一下子不習慣，垃圾袋就隨意扔在樓道門口、走廊門口。

來自高層10號樓的幾位居民，開始自發充當本樓的宣傳志愿者。他們挨家挨戶敲門，關照鄰居們垃圾分類要做好。看到樓道門口的垃圾袋，主動帶出去扔。

有一次，有人指出是隔壁一戶人家亂扔垃圾，志愿者敲門詢問，對方拒不承認，直到拿出外賣單據，對方方才表示下次注意。

在鄰居們的互相督促下，高層樓道的垃圾袋一天天減少，直到某一天，徹底不見了。

年輕人講道理

有好的溝通就會遵守

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志愿者團隊，如今在南丹社區“一呼百應”。以前一遇到問題就會抱怨的居民們，開始學會先溝通解決，“畢竟大家都是為了整個小區好”。

如今，再看垃圾分類的推廣，“這都不是難事兒。”70歲的志愿者馮翠蘭笑著說。

南丹社區的核心志愿者團隊有28人，每人一天做平安志愿者，一天做垃圾廂房志愿者。不少人從2010年世博會后加入隊伍，一直堅持至今。隊長周老伯已經84歲高齡，是這支隊伍的“精神支柱”。為了慰勞志愿者們，剛評上優秀黨員的周隊長，拿出自己所有的獎金，給每位隊員買了便攜式充電小風扇。團隊其樂融融，大家越做越開心。

垃圾分類最開始推廣時，志愿者每天少不了挨幾句罵，但周隊長耳提面命，囑咐不要情緒化，好好溝通。碰到不合作的居民，他以身作則，主動幫居民把濕垃圾破袋，幫亂扔垃圾的居民撿起來重新分類。看到有人扔在半道上，志愿者甚至幫居民提著垃圾袋，一路提到分類點，再告訴居民怎樣垃圾分類。次數多了，居民們反倒不好意思，有點被感動了，習慣漸漸養成。

為了讓年輕人不錯過定投時間，南丹志愿者值守到晚上9點，比其他小區多1小時。結束一天工作，垃圾廂房鎖上后，志愿者會把2只干垃圾桶特意放在外面，供深夜回家的年輕人投放垃圾。

“其實大多數人家里，還是中老年人燒菜做家務。年輕人深夜回家時，晚飯都已在外面吃過，扔的多是干垃圾。”一位志愿者分析，“彼此理解信任吧，沒覺得有網上說得那么難解決。”

第二天早上，志愿者和保潔員會把干垃圾桶再檢查一下。當然也遇到過亂扔垃圾的情況，根據外賣單找上門勸說，基本上說過一次后，對方就不會再犯。

“我覺得年輕人挺好，沒有比中老年人表現差。而且他們講道理，只要道理說通了，他們就會遵守，沒什么困難是不能克服的。”志愿者沈長根說。

姚棟解釋，不妨設身處地從年輕人的角度考慮他們的心理：平時很少參與社區事務，也不認識居委干部和志愿者，甚至不少年輕人至今都不知道居委會辦公室在哪里。每天回到家就關上門，兩耳不聞窗外事。之后突然有一天，為了垃圾分類，要求年輕人做這個、做那個，規定他們某個時段不允許扔垃圾。他們本就缺乏社區的參與感，缺乏集體榮譽感，第一反應必然是不理解。

但如果社區自治平時就做得好，前期與年輕人有交流，甚至在鄰里匯中，有年輕人參與活動，他們對社區的公共事務略有參與，那么一切都能在溝通中解決。

群眾的力量被激活后想做的事情沒有做不好的

“網上各種垃圾分類的抱怨和難點，我們這里都沒發生過。”彭浦鎮綠園居委會書記梁于娟說。

綠園小區建于上世紀80年代，300多戶人家、1000多個居民，這里最初是各單位員工自建房，不同于后來的商品房。小區老齡化程度高，按理說，也是垃圾分類推行難度較大的小區類型。但情況恰恰相反。

得益于2017年的“美麗家園”建設，當時，小區做了一系列改進。

原本有一處400平方米的綠化地，種了麥冬草，貓狗喜歡待在里面，又臟又臭，人都走不進去，公共空間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綜合改造時，征求居民意見，不少人提議改造這塊綠地。經過設計后，這里如今成為漂亮舒適的小花園。

小區原本的垃圾箱直接堵在主干道上，“美麗家園”建設時，垃圾廂房需要整體遷移，升級改造，但居民們有各種擔憂，起初并不同意。街道和居委干部一家家上門解釋。

關鍵時刻，平時社區工作做得如何就能看出來——因為本就熟識，居委干部和物業工作人員一敲門，居民們都愿意開門。最終，98%以上的居民同意綜合改造。

如今的垃圾箱房有圍墻和鐵門，整體封閉式設計，內部有一條走廊，兩個洗手池，并且為居民加裝了雨棚。

綜合整治時，有不少居民提議，小區大門不到5米寬，希望改進出入口面積；門口一進來，兩棵大樹不僅遮擋視線，還有黑色的果子砸在衣服上，能否改變樹種……

最后，經過整體設計，說服小區門口的物業辦公室遷移，大門擴大到8米，獨立區分出口與進口；大樹被改為低矮的灌木，主干道煥然一新，門口設計成一個“口袋公園”；還根據居民建議，所有綠化帶加裝隔離格柵；小區路燈全部改為時尚LED燈柱。一番空間大騰挪后，在盡量不減少綠化面積的情況下，增加了多個停車位……

居民們發現，“原來提建議很有用”，自己的需求及時得到反饋，甚至成為看得見的成果，大家參與社區事務的熱情節節高漲，居民滿意度有了很大變化。

如今，綠園小區有多個“群組”：樓群工作組、美麗家園小組、垃圾分類小組、電梯加裝小組、聯席會、自治組、健康自我管理組、婦聯、清潔家園組等，每個樓群還有黨支部，綠園居委會管轄的4個小區有5個支部，大大小小20多個微信群。幾乎每周都有各種小組的協商會議。

“相比之下，垃圾分類的工作相對輕松了。”物業公司的郭經理說。有啥問題，各小組都會及時反應，現場解決。比如，年輕人錯過投放時間怎么辦？經過協商，綠園小區的辦法是這樣：專門在自行車棚附近設立錯時投放點。錯過早晚兩個時間段，垃圾可以扔在錯時投放點。投放點同樣有監控攝像頭，可以說24小時都能扔垃圾。

梁于娟一直強調，社區治理結構是所有工作的基石，在黨建的引領下，物業、業委會、居委會“三位一體”，居民是參與主體。

同樣隸屬于綠園居委會的另外幾個商品房小區，原本每棟樓宇門口都有一組垃圾桶，垃圾分類實行以后，32個桶合并到8個桶。但是8個桶放在哪里？位置選擇上，大家都不愿意緊鄰自己的樓宇。4個小區大大小小會議開了18次，平均每家每戶上門溝通超過5次，這樣的協調溝通中，撤桶和并桶問題順利解決。

“小區年輕人認識我們，敲門能走進去。”業委會顧主任說。大家自豪的是，經過幾輪社區公共建設，居民們有種獲得感和滿足感，對公共事務的抱怨少了，協商態度更加積極。

“很多工作其實不是從垃圾分類開始做，而是靠平時的社區治理。當一個社區群眾的力量被激活，想做的事情沒有做不好的，包括垃圾分類。”梁于娟說。

風平浪靜未必是好事

長期從事社區調研的姚棟，一直關注一個課題：公眾參與。

上世紀中葉，謝麗·愛恩斯坦在美國規劃師雜志上發表了《市民參與的階梯》一文。文中把公眾參與分為8個階梯，從不愿意參與開始，一級級往上。該文當時是作者基于美國房屋和城市開發情況，調研了150個左右低收入社區更新項目后所著。

當然，公眾參與各有各的國情，文章不能全盤接受，但此文發表之后，一直被全球城市廣泛引用和借鑒，成為研究社區公眾參與的經典之作。它歸納了一些現象，也可以說是共同的人性：所有能夠形成高級參與的社區，都有一個共同特征，成果是居民們協商出來的，是經歷過一輪輪讓人頭疼的矛盾，最后協商、溝通所得。如果缺乏矛盾掙扎的過程，社區很難有一個契機，形成凝聚力。

姚棟打了一個比方，假設一個微更新項目，政府花了大量精力和財力，不遺余力去完成，但很可能做完以后，社區居民一句好話都沒有，他們覺得這件事與自己無關。可是一個小小的社區花園種菜項目，如果一開始由居民自己提出，主動申請，過程中得到基層支持、政府幫助，最后做成了，居民們會興奮不已，紛紛稱贊。

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被動的，再好也缺乏共鳴；后者是居民主動參與的，當主動參與有了反饋，有了成果，過程再難再曲折，都能收獲滿足感，并且凝聚起居民的榮譽感、歸屬感，培育社區自治的能力。

這就是創新社會治理，每一次爭議都是一次機會，是社區教育和凝聚認同的良機。

南丹小區和綠園小區是兩個典型案例，原本小區先天條件不足，矛盾復雜多樣，但是基層工作者并不畏難，而是在一個個項目中，一次次挑戰中，不怕矛盾，解決矛盾，最終凝聚居民們的認同，乃至激發居民們的主人翁意識。

而有些社區，可能本身基礎良好，平時工作人員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盡量不主動找事，不上門，不“擾民”，缺乏協商機制，有的居委干部甚至連年輕人的家門都敲不開、進不去。看起來風平浪靜，但是一旦遇到公共事務，比如垃圾分類，缺乏自治和協商基礎的小區，困難就紛至沓來。

垃圾分類

重塑上海城市形象

在一些專家看來，垃圾分類，是一次難得的契機。

當下，不同年齡群體各有各的煩惱和議題。比如，老年人要增加廣場舞空間，年輕人要增加停車場地，小朋友要有玩的地方，彼此訴求不同、議題不同，眾口難調，城市的精細化管理因此難上加難。

但垃圾分類，是一個極其難得、需要所有居民共同參與、共同完成的議題。它關系到每一個社區成員，觸動所有人的利益和生活方式。

在垃圾分類過程中，我們從網絡上的各種聲音就可以感受到，確實各有各的難點，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指望一個完美的政策解決所有問題是不可能的，它的解決方法本就應該來自社區自治、協商，根據各自不同的情況，各有各的解決方案。

聽到的爭議，看到的矛盾，都是共同塑造社區認同的機會和過程，是新一輪上海全民教育的新機會，倒逼社會治理進入一個新階段。

“所有吐槽帖其實都是暗黜黜的炫耀帖。”一位網友這樣寫道。

這不是第一次用環境問題凝聚社會共識，多年前，上海的愛國衛生運動同樣影響了一代人，每周固定時間，居委會帶領全體居民共同出來打掃公共衛生，消滅各種蟲害，倡導愛惜公共環境。再后來，“七不”規范教育從娃娃抓起，不隨地吐痰等陋習得到極大改變，也影響了一代人。

如今，隨著經濟發展，人與人的關系卻越發冷漠，而垃圾分類不僅可以起到凝聚社會共識的作用，它也能促進社區自治、社區營造，重新探討鄰里關系，學習鄰里之間如何對話，如何協商社區公共議題。

一個最簡單的場景是，如果年輕人沒有扔垃圾這件事，他們平時很少和社區里的阿姨媽媽們對話。當志愿者們手把手教年輕人如何分類，甚至幫助年輕人濕垃圾破袋，這點日常的小感動，重新回到了鄰里之間。

曾經，上海的愛國衛生教育不僅讓城市面貌干凈整潔，而且在那個年代，率先樹立起上海公共文明素養的新形象。如今，這一輪垃圾分類，同樣也是培育新一代人自豪感、凝聚社區自治和認同、進一步提升上海城市形象的良機。

從這個角度看，用志愿者的話說，“當下遇到的細枝末節問題，都不算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