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行業在國家發展和安全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深刻影響，放眼歷史，能源領域，尤其是電力工業的發展不僅關乎國民經濟的振興和社會發展的全局與變局，同時還關乎政治體系的根基與全球地位的穩固；聚焦現今，“十三五”時期電力發展的成就，更肩負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順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任。

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家能源長期發展戰略和各階段電力規劃目標的指引下，我國能源電力領域搶抓機遇期，以“一年新增一個發達經濟體裝機總量”的增速迅速擺脫能源供給短缺的桎梏，托舉我國躍升至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產消費國。在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能源“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的進程中，我國電力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優化，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從12%提高至14.3%，我國已經由滿足能源基本供應和保障的階段逐步邁入綠色、清潔、高效的高質量發展全新階段。

在國家經濟、電力發展取得長足發展同時，電力系統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帶來的制約效應逐漸顯現——盡管經歷了多年高速、乃至超高速的經濟、能源大發展，我國能源總體量已經高居世界首位，但人均用電量等指標距離中等發達國家仍存在差距；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演進，“調結構”“穩增長”等政策目標持續發力，每年仍有大量的能源需求和缺口存在，且近些年地區性、階段性缺電的問題已逐漸顯現。近期國際外部形勢深刻變化，經濟全球化和多邊貿易遭遇民粹主義沖擊，地緣政治產生的影響已成為我國能源安全最大的隱患，這也更加凸顯了國家長期能源戰略安全對實現“穩增長”“防風險”等多重目標的重要性。

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利用，存在周期性、需求性和實用性三個層面上的“錯配”。如果在此時因裝機階段性冗余得出“我國能源問題已經得到徹底解決”的定論還為時尚早。分析國際上其他國家的能源發展，無論是否已經邁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亦或進入工業后發展時期，能源需求的增長和生產能力的建設都沒有停滯。基于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布局，能源需求的體量和增量，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以及錯綜復雜的經濟環境和百年未有的政治格局大變局，更需要以國家能源戰略安全為命題，著眼基本國情，放眼未來發展，解析和謀劃我國未來電力系統的發展形態。

解析：長期客觀存在的電力需求增量與能源系統的深刻變革

現階段，我國經濟總體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城鎮化快速推進期。隨著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創新發展持續發力，工業生產轉型升級效果顯現，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制造業強國的發展目標決定了我國以高端制造業為代表的第二產業用電仍將維持電力的剛性需求，以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持續帶動第三產業用電持續快速增長，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還將不斷推動我國居民生活用電穩步提升；同時，隨著國家電能替代加速實施，在北方居民采暖、生產制造、交通運輸和電力供應與消費等領域開展“以電代煤”“以電代油”，也將成為拉動用電增長的新動能。

對于電力成本占到工業總成本三成左右的我國發展現狀而言。基礎能源作為經濟、民生保障，需要既能提供穩定供給，又兼具平抑電價水平作用的發電品種。加之近期民粹主義勢力抬頭，全球化和多邊化不斷遭受沖擊，動蕩的世界政治格局迫使我國不得不，也必須將能源戰略安全作為能源發展的首要命題。

保障能源戰略安全，本質上就是確保能源的對外依存度不超過警戒線，盡管目前對于警戒線的衡量標準還沒有定值與定論，但在2018年我國能源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20%。今后無論警戒線確切的數字是25%，亦或30%，都足以警示，我國能源對外依存度正在逐步接近風險區域，高度重視和避免出現問題是非常緊迫和必要的。

目前，我國的電力供需已經從“電源-負荷”向“新能源電源+基礎電源-負荷”轉變。新能源電源正在以“增量替代”的形式，部分滿足著工業和居民生活用電需求。在目前受制于技術等諸多因素，新能源的間歇性和隨機性，以及致命的能量密度低的問題，還不足以作為基礎能源支撐我國工業生產和居民生活用電。而傳統水電的新建項目由于受到可開發資源地區的地理條件制約，經濟性和建設速度在近幾年都呈現明顯下滑的趨勢。

因此，從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穩定供應的戰略角度，未來我國在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時，還要充分發揮煤電、核電資源的豐富性和經濟性優勢，形成兩條相輔相成的路徑——一條是以新能源填補部分用電增量，另一條則是以氣電、核電和煤電作為主要的基礎能源滿足供應。而多種能源的共同發展，必然要經歷此消彼長的過程，其中一個品種的發展，無疑會占據其他品種的發展空間。屆時，如果核電和氣電發展不及預期，將客觀需要煤電的進一步發展，并且隨著煤電清潔技術的不斷進步，這種可能性也隨之增大。

謀劃：多種能源爭相發展 互為調節互為補充

從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煤炭等一次能源作為人類突破時間和空間的基礎媒介，不斷推動著人類社會、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與演進。至今，人類依然孜孜以求地探尋一種完全清潔、經濟可靠、取之無窮的一次能源作為終極能源品種。但這種能源至今尚未出現，在此之前，在大力發展綠色能源的基礎上，仍將維持各種能源爭相發展，互為調節，互為補充的局面。

根據電力規劃設計總院研究結果，按照2035年我國全社會用電量12.2萬億千瓦時，常規水電、新能源、天然氣等清潔能源裝機分別達到4.3、13.0及3.1億千瓦計算，煤電和核電發電量需要達到8.1萬億千瓦時，屆時，核電裝機必須達到1.3億千瓦，煤電裝機才可控制在14億千瓦以內。其中，核電發電裝機及發電量占比將分別達到3.4%、7.4%，每年貢獻17.5%的低碳電源。

對于天然氣發電而言，從規劃產量加進口的總量來看，氣源并不存在太大問題，但對于氣價而言，由于體制和結構性的原因，還需要較長一段時間來理順。因此，核電將作為現階段我國唯一可以大規模替代煤電，為電網提供穩定、可靠電力的能源品種，在我國能源電力系統占據不可替代的地位。核電極高的能量密度，在經濟性和可持續性等方面都具有相對優勢；同時，核電作為清潔能源，是本世紀末實現《巴黎協定》目標的關鍵能源形態。

目前我國核電發展仍處于蓄勢待發的階段。盡管核電技術已經完成三代AP1000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在技術創新應用和安全監管、保障等方面均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上網電價也已經與燃煤火電標桿電價基本相當，但基于對安全方面審慎穩妥的發展思路，以及尖端研發、日常運維人才短缺的現狀，現階段我國核電裝機和發電量占比依然較低，2018年核電發電量僅占全國總發電量的4.2%，“十三五”前三年的裝機增速均明顯滯后于“十三五”電力規劃目標。我國核電的發展客觀需要厚積薄發的過程，預計到2020年以后，核電將會迎來更好的發展機遇。在此進程中，如果核電或氣電的發展不及預期，一旦出現用電缺口，則客觀需要適當規模的煤電進行補充和托底。

近年來，頻發的霧霾災害使大眾對煤電產生了很深的誤解。事實上，長期的環保實踐印證，散燒煤才是導致霧霾的主要成因之一，而燃煤發電則是煤炭最清潔，最高效的利用方式。美國90%的煤炭用于發電，而我國這一比例卻僅在50%左右。

煤炭作為我國第一大資源，對于煤炭的定位應該有冷靜客觀的認識，對于煤炭的利用方式應該有清晰科學的思路，對于我國煤電的定位和發展則有必要再認識。電力行業消耗了煤炭總量的五成，卻僅在全國污染物排放總量占比一成左右。可以說，我國煤電行業作為全球最大的煤炭高效清潔化消費體系，既有力保障了電力供應，又有效的緩解了環境保護壓力。

降低煤炭消費總量和提高煤炭用于發電的比例并不沖突，需要同時堅持，更不可混淆‘控煤’與‘控煤電’的概念，避免為實現控煤目標而簡單限制清潔煤電生產，進而造成用電緊張的情況發生。相信在未來，隨著碳捕捉技術和碳市場等機制的摸索實施，煤電將一以貫之地秉承保障我國電力供給，支撐整體經濟發展的重任。

只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胸懷全局，尊重科學，我國必將走好能源保障和電力高質量發展之路。

(作者吳云 系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國家電力規劃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