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簡稱中電聯）發布了《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中期評估及滾動優化研究專題調研報告》。

該報告充分肯定了“十三五”以來我國電力結構調整取得的新成績，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占比從2015年底的34.2%提高到2018年底的40.8%，已超額完成到2020年底的39%規劃預期目標，尤其是并網太陽能發電裝機2018年底已達1.7億千瓦，已遠超2020年底1.1億千瓦的規劃預期目標；非化石能源發電量占比從2015年底的27.3%提高到2018年底的30.9%，非化石能源發展已經進入規模“增量替代”階段。

這些數據表明，“十三五”以來，我國電力結構持續優化，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快速提升，這既是新時期我國電力自身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也是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質量改善的外在要求。在國民經濟發展增速換檔轉型和新電改全面啟動期，各種矛盾疊加，電力轉型發展取得如此好的成績，實屬不易。

優化電力結構，推進電力清潔發展，這是我國電力乃至全球能源電力轉型發展的大勢。但是，多年來，就如何實現我國電力轉型發展存在重大爭議，互不相讓。有的主張，堅定推進煤電清潔發展，煤電在相當長時期內充當主體供應電源。有的主張，發展水電、氣電和核電，替代煤電增量，共同成為主體供應電源。有的主張，大規模發展風電、太陽能發電等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煤電成為主體供應電源。

不同的主張，各自都有充分的理由。堅定推進煤電清潔化發展者認為，我國富煤的資源稟賦，決定了煤電在國家能源電力安全中的戰略地位。以超低排放改造為方向的煤電清潔化發展，是當前煤炭最清潔的利用方式。

我國能源電力轉型發展的重點在于優化煤電存量、控制煤電增量、減少其他工業用煤和散燒煤等非電用煤。發展水電、氣電和核電者認為，即使進行了超低排放改造，但煤的自然屬性決定了煤電綠色指標要低于常規的氣電和核電，更不用說水電。

而大規模發展風電、太陽能發電者則認為，隨著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發電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發電成本的不斷降低，以新能源大規模替代煤電等傳統化石能源的時代已經來臨，我國能源電力轉型發展的重點是去煤。

不論誰對誰錯，不如將目光收回到我國電力發展現狀。據中電聯統計數據，截至2018年底，全國全口徑發電裝機19.0億千瓦，其中火電裝機11.4億千瓦，裝機占比為60%；火電發電量4.92萬億千瓦時，占總發電量為70.4%；火電中，煤電裝機10.1億千瓦，氣電裝機8330萬千瓦；2018年火電發電利用小時為4361小時，雖然與2017年同比提高143小時，但總體上處于偏低水平。水電總裝機3.5億千瓦，裝機占比為18.4%；發電量1.23萬億千瓦時，發電量占比為17.6%。

當前，我國處于工業化后期、城鎮化快速推進期，國民經濟發展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期，隨著國家再電氣化進程加快，“電能替代”技術持續推進，到十九大提出的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國電力需求還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假如仿效德國提出在2038年退出煤電，我國能用什么來確保供電安全？我國水電技術可開發量有限，還面臨環境保護、移民搬遷和后續水電開發難度大等難題；核電發展受到安全和廠址的制約；氣電發展卻受困于氣源和氣價的拖累；大規模發展分布式光伏發電和分散式風電，而中東部有限的土地資源和屋頂資源是極為不現實；在廣闊的西部布局集中式超大型新能源發電基地，由于用電負荷逆向分布，大規模建設遠距離大容量的特高壓輸電網絡又面臨經濟性、安全性和通道有限性的巨大障礙。

由此可見，在新能源發電技術沒有發生革命性突破之前，我國短時期內實施去煤電是行不通的。

當前“優化存量、控制增量、全面實施超低排放改造”的煤電清潔化發展策略是符合我國能源電力轉型發展的需要。2018年，全國新增煤電裝機2903萬千瓦，為2004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全年完成機組超低排放改造7億千瓦，節能改造累計完成6.5億千瓦，我國煤電發電煙氣污染排放已達到國際最好水平。

可是，當前我國燃煤僅有50%用來發電，遠低于發達國家近90%用于發電的占比。近50%的其他工業用煤和散燒煤等非電用煤，所產生的高污染是我國能源生產與能源消費綠色轉型的短板，急需要通過實施“煤改電”、“再電氣化”來彌補和修正。

無論是從規劃制定的目標和實際執行情況來看，還是從近三年來我國電力發展的現狀來看，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真正起到了對當前電力發展的指導性作用。換而言之，就是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科學回答了我國電力綠色低碳轉型的實現路徑。

尤其是中電聯研究報告中提出的滾動優化建議，進一步明確了新時期我國推進電力轉型發展的思路：推進清潔煤電發展、促進水電開發和消納、安全發展核電、優化新能源開發和布局以及提升電網發展水平，協同推進電力結構優化，缺一不可，從而構建起“安全、經濟、綠色、可持續”的現代電力工業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