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4月26日，由中國企業投資協會、中國能源研究會分布式能源專委會、清華大學創新發展研究院和中國能源網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以“未來能源•開放創新合作共贏”為主題的“2018(第十四屆)中國能源戰略投資論壇”在北京召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查道炯先生作致辭演講。

以下內容根據演講實錄整理摘編：

“一帶一路”是時講時新的話題，今年五周年，作為學者我來分享一些我個人的觀察。現在“一帶一路”國內原來說沿線的國家現在不用這個詞了，而是用“相關”，“線”的概念被模糊了。對于相關很多的問題，包括一些國家管理模式下，最近中興和伊朗和美國遇到的問題，類似的問題并不是一家中興的問題，跟能源建設也相關，包括合法性是個重要的方面。

“一帶一路”相關的國家不管是窮是富，怎么請他進來這方面的需求、要求和期待遠遠高于怎么到他的國家去，到國外還分去哪些國家，比如去伊朗受到美國管制的干擾。

作為學者一直在開會說這些事，“一帶一路”基本上屬于三種情況，一種是全球有不少先入為主的看法，包括聯合國、UNDP、開發銀行和國內的機構也在做相關的工作，有先入為主的思想，哪些是“一帶一路”項目，哪些不是“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基本的思想一定是對的，不一定是扶貧，但是有利于減貧，有利于以人為基礎的發展。比如斯里蘭卡存在的對中國人的觀點，我們去國外調研說了一個故事，中國人一定要有自信，有人指責你是殖民主義，如果對比美國、歐洲的殖民主義，以前到老撾、越南做了什么事，包括美國的投資和援助，中國是唯一的，在國內到國外真正為窮人著想，老百姓是看在心里的，這才是基礎設施為導向工程真正的社會的基盤，所以要有自信。

往往講“一帶一路”只想著到國外去，去扶貧，去其他發展中國家去，現在看來不是這樣的。我們得把“一帶一路”項目放在全球能源地緣政治環境下看，包括國際燃油，更重要的是美國參與了出口。市場經濟是重要的。美國在出口去向國的選擇上，還是國家外交工具的使用，美國政府作為外交還是要干預的，不同地區合同形式也不一樣，美國不支持世界銀行，也不支持亞洲開發銀行貸款火電項目，在可再生能源領域技術和資金出口，跟我們之間在一些有資金有技術需要有設備需要間是競爭的關系，所以要看清楚這一點。

巴黎氣候協定也不因為美國的退出就不是事了，一定是個事，而且形式上美國真要履行法律手續退出是2019年的事，它隨時可以回來，全球跟氣候的談判美國從來不缺位，而且來的人說的事并不少，它并沒有退出，宣布要退但是沒有啟動退出的法律程序，也不是想退就可以退。

國家自主貢獻，要錢。氣候應對談判有資金的一面也有其他的方面，這需要有共識，這是競爭也是機會，控制氣溫的上升是大的背景，怎么做是推動國內非化石能源的發展，這是本質追求，在中國是這樣，在其他國家也是這樣的。如果我們非要去其他國家發展火電，歷史上有一段說法，為什么搞“一帶一路”?因為中國有過剩產能，哪些是過剩的?哪些是劣質的?歷史上承接了其他國家劣質和過剩產能，不要寫中國崛起做論文，我的學生永遠不寫一篇論文“慶祝中國崛起”，從2000年到2007年中國所有的產品進口里邊第一位的是回收品就是“垃圾”，2017年進口這么多的東西，芯片、石油、糧食，按照物品排序，2017年中國進口垃圾里邊包括可以拆卸的，有合法和非法的問題，2017年垃圾進口占所有進口里邊的第六位，如果第六位是牛奶和餅干更好，我們也要看到別國也不需要你的垃圾，不能以過剩產能為理由。

去其他國家做能源還有一個方面就是OECD的規則，剛剛羅先生發言非常好，給了合法性的理由讓我們少了阻力，包括財務政策、如何用貸款，OECD的規則也要借用，畢竟中國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貧窮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也要追求更高的標準，“一帶一路”顯然有政治上的風險、財務和其他的風險。今年是“一帶一路”五周年，“一帶一路”項目有很大的空間，企業才是應對政治風險的主體。因為政府只是搭橋，戲怎么唱是你的問題。商業行為是短期的，邏輯上成立的整體上發展藍圖并不意味著中資不管是私企還是國企還是大型或者小型企業，并不意味著中資具體的國別、行業項目上有優勢，因為對方是可以選擇的，邏輯是基于基礎的認識，不能因為政府間反復推動、高層反復的重視就一定可以成事，不見得，對方也是有選擇的。也要看到政府高層溝通很重要，但是領導人的執政周期并不一樣，相互之間的承諾需要靠底層去銜接和推動，一個國家項目做好要自下而上地去了解這個項目，這個項目政府的想法是什么，有什么優惠，前方使館打開門了沒有，包括找聯合國的機構一起去，應對風險必須是自己而且是自下而上的，領導人執政周期不一樣，咱們國家頂層答應的事底層不一定干，法院判的東西不是還有執行廳嘛，不管這些國家是不是認可“一帶一路”，即便是認可也要看到對那個國家那個社會外資來源是非常多的，不光是中資，大家都去競爭，而且選擇是雙向的，你可以選擇他，他也可以選擇你，沒有優待你的義務，基礎設施也要涉及到政治，不是所有的國家所有的社會都會像中國這樣政府社會高度一致來追求發展，比如拆遷在中國是可以忍受的，在國外是不可以忍受的，我們跟政府部門去國外看過很多糾紛，幾十年拆不下來的情況都有，其中還有宗教的問題。

我們去論證一個項目的邏輯，不能說我們政府領導了。中資企業去國外跟人家談判一個項目，最冒犯對方的說法就是落實我們領導人和你們領導人之間達成的共識。我去過巴基斯坦，中巴經濟走廊和他們聊，不是有這么個紅頭，總理、副總理就底下落實了，并不是這么簡單的。參與項目所在地能源的自我供應能力建設，不是為了“一帶一路”也不是為了別的。還有地緣政治，要淡化國家和國家之間政治貢獻這類的說辭。

企業的風險管理，不是話說給自己聽，也不是寫個風險管理報告。首先要了解投資目的國國內的政企關系、投資項目族群關系。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歷史，很多國家跟殖民地的總署國之間有關系，商業的傳統是殖民地總署國。華人社會是雙刃劍，有時候可以幫你，有時候可以壞事。我們在國外企業的形象主要是由競爭統一市場的第三方建構，當地做得怎么樣有人說你歪你也不能堵他的嘴，所以盡可能把自己做好。

我是作為國際政治的學者來分享我的看法，參與境外能源項目建設基礎邏輯應該是，為項目所在地提高自我供應的能力，不是為了中國能源安全，更不是為了把全球什么事情做好，就是把當地的事情做好，項目終極受益人是當地人民，企業立項的就是當地企業，而不是什么代表中國政府，不是為大國關系做貢獻。做好境外政治風險競職調查，應對風險是企業自己的事而不是政府間的事。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