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發展可再生能源，優化電源結構與能源結構，已經越來越成為我國能源轉型、環境污染(特別是大氣污染)治理與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方向。我國業已制定了未來若干年的關于可再生能源，特別是風電等接近商業化自主發展的電源的發展目標。風電發展具有能源環境、經濟社會方面的諸多收益，特別是減少本地污染，促進綠色就業等。這種收益的存在，便于團結眾多的社會利益群體，從而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那么，發展風電到底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消費者的電費負擔呢?本文探討發展風電與否這一單一因素對電費負擔的影響問題。

“反事實”分析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這里所講的增加還是減少，永遠是“反事實意義”上的，也就是固定其他因素的比較。消費者的負擔隨時都在隨著稅費負擔、能源成本、天氣狀況、消費量多少等因素而變化，這跟風電是多還是少沒有關系。如果不發展風電，系統將是經濟有效的發展其他電源，比如煤電或者天然氣以及其他。這是比較的基準。

可再生能源的三種效應

可再生能源如果享受優惠電價，以實現其不斷擴大市場份額的目的，從而進入電力市場，往往具有三種價格相關的效應：

可再生進入系統的merit-order的降價效應。這是降低電價的作用，特別是在系統存在最高限價的情況下(這往往是現實中的情況)。

可再生引發的額外的fore error帶來的Balance cost增加。電網需要購買這部分服務，而成本往往需要進入輸配電價從而社會化。由于可再生能源的間歇性，其可預測的程度要較傳統能源為差。

可再生能源補貼，如果收于電力消費者，那么顯然這將是個提高電價水平的因素。如果出于某種其他政策目標，這一補貼的征收還存在對某些電力消費者的豁免，那么其他群體的負擔就更重了。

德國的情況

德國是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典型地區。2016年德國風光裝機占比超過40%，發電量超過25%，而棄風棄光率僅為1%左右。2017年4 月 30 日，德國人消費電力的 85% 來自于太陽能，風能和水電等可再生能源。大部分的火力發電廠和核電廠于該日暫時停止運轉。

以上的三個效應在德國都有完整的體現。

首先，德國地區平均意義上的躉售電價水平，在2008年之后，從60歐元/兆瓦時以上，一路下跌，到現在，平均已經不到30歐元/兆瓦時，也就是不到3歐分/度的水平，下跌超過60%，在某些時段時不時出現負的電價水平。眾多文獻的檢驗表明，在2014年前后的電源結構下，可再生能源每增加100萬千瓦，市場的價格水平可能就要跌落6-10歐元。

第二點，由于配電網與輸電網的阻塞日益嚴重，與此相關的電網再調度(re-dispatch)成本在逐年增加。

第三點，2016年德國居民電價約為26歐分/千瓦時。從2010-2015年，電價中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費節節攀升，2015年為6.4歐分/千瓦時達到高點，而近期保持大體穩定。這一負擔的增加，一方面來源于整體電價補貼需求的增長，一方面來源于補貼的不對稱征收。部分消費者群體(比如居民)，無疑存在著負擔加重的問題。但是，這恰恰是政策的科學性的體現。居民的電力消費往往彈性很低，并且沒有傳導效應，額外的負擔(可以類似于加稅)造成的全社會福利損失最小。

那么，整體消費者從下降的電價中得到好處了嗎? 短期內如果沒有新的機組建設，那么答案無疑是肯定的，批發電價的跌落必然在某種程度上傳導到終端電價上。從影響看，因為可再生能源，大量的利潤從發電商轉移到了用電用戶，特別是工業大用戶。德國的大用戶的電價水平，已經比核電為主的法國低了。從時間點看，2015年前可以講是減少了整體消費者負擔。

我國的情況

當然，對我國而言，風電進入市場，直接指向的是增加消費者負擔的方向。因為缺乏短期競爭性市場，降價效益無法體現，而其他兩個因素，都指向增加成本的方向。

奇高的棄風率，準確的稱呼不應該叫“棄風”了，應該叫做“控風率”。因為高于5%的棄風，一定存在非技術與人為干預的因素，屬于一種人為控制風電出力。這種棄風，一方面是風電業主的損失，另一方面，也是消費者的損失。因為其不能占據市場份額，最大程度的促進利潤從電力生產者到電力消費者的有效轉移。

總結

因此，對于這個問題，筆者的答案是：在長期，發展長期平均成本仍舊更高的風電，會增加了消費者負擔，這其中不存在“免費午餐”。但是，短期，由于系統存在的一些特定情況與扭曲的政策，還是有可能減少消費者負擔的。長期與短期的區分，在于有無新的額外機組建設。即使不是“免費午餐”，無疑也是應該做的，因為它的潛在收益大幅超過了其需要支付的成本。(張樹偉：卓爾德環境研究(北京)中心(DE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