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替代能源的需求使生物質能成為全球熱點，中國也不例外。眾多企業進行了嘗試，但投產之后，原料漲價、政策反復、銷售不暢、融資困難、產業環境惡劣等問題很快暴露出來。表面上看生物質取之不盡，其實在現有條件下，能量轉化效率低、中間成本高、外部性顯著，原料“稀缺”的門檻更是難以逾越。

而第二代技術仍存在不確定性，生物質能無疑還是一個幼稚產業。

大型國企在資源、技術以及渠道上更具實力，而中小企業目前難以構建有效的商業模式。面對種種困局，政府態度猶豫不決、支持乏力，產業風險很大，短期內，投資者的掘金前景黯淡。

從復興到狂熱

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估計，地球上每年新增生物質量約1700億噸，存儲能量3×1021J，相當于目前全球能耗的10倍。中國每年新增有機廢棄物約13億噸，折合3.71億噸標準煤，另外邊際性土地種植能源植物潛力折合4.25億噸標準煤。

毫無疑問，生物質的資源量足夠巨大，而更重要的是，生物質是物質型能量源，這一點是其他幾種可再生能源所不具備的。因此開發生物質能意義重大，歐盟首腦會議明確提出：生物燃料是唯一可以大規模替代汽油和柴油的可再生能源，也是替代石油化工產品的唯一渠道，在美國、巴西、日本等國也高調倡導生物質能源。中國也陸續出臺了一些政策和規劃，扶持生物質產業。

產業“大發展”儼然就在眼前，社會各界躁動起來。

地方政府開始“拓荒”。海南省研究打造生物質能源原料基地；貴州各地搶種麻風樹；新疆規劃種植近萬平方公里甜高粱制乙醇。

國有企業積極“圈地”。中糧集團高調收購豐原生化，控制燃料乙醇市場；中海油、中石油和中石化紛紛啟動麻風樹柴油產業化示范項目；國能生物質先后建成15家生物質直燃電廠，獲得政府核準建設的項目達40項，等等。

民間資本也不甘落后。2005年5月，從事生物柴油提煉的四川古杉集團在紐約交易所上市（NYSE: GU）；2006年6月，同樣從事生物柴油業務的福建卓越通過在BVI的離岸公司China Biodiesel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 Ltd.在英國倫敦證交所二板市場掛牌（AIM: CBI）

一個又一個的地方政府和企業“宣布”投資數十億元甚至上百億元進軍生物質市場。

一時間，“21世紀生物能源產業迅猛崛起”迅速成為輿論的主旋律。甚至有人拿奧巴馬當選總統大做文章，暢想美國政策如何帶動中國生物質產業的發展。

窘迫的幼稚產業

盡管理論上生物質是可行的替代能源，但實際應用并不盡如人意。

2006-2007年，許多歐美生物柴油廠的利潤被原料價格的上升侵蝕殆盡，不得不依靠政府補貼維持，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經營狀況進一步惡化。

中國的情況更糟，根據《2008年中國生物柴油行業投資價值研究報告》，現有的300萬噸生物柴油產能的利用率僅有10%，而在建項目總規模卻有至少300萬噸。

對生物質的質疑也開始出現，有人提出了生物燃料的“五宗罪”：與人爭糧、能效低、環境污染、經濟性差、規模不經濟。這些并非空穴來風，生物質能開發在原料、技術、政策和商業環境方面都存在問題，額外的能耗和環境污染、乙醇燃料使空氣質量惡化、大面積單一作物對生態的破壞等嚴重的副作用也暴露出來。客觀地看，這是一個幼稚產業，大的突破還要假以時日。

原料之困

生物質能與風能、光伏的最大差別，在于其原料更加“稀缺”。盡管生物質資源量巨大，但原料獲取和轉化過程中需要額外投入，導致原料總成本居高不下。

能量密度低，原始成本高

與其他非水能的可再生能源相類似，生物質的能量密度低，需要大量的土地。英國皇家化學學會主席Richard Pike估計，“英國若用生物燃料替代1%的柴油和汽油，種植原料所需的土地恰好是其國土面積的1%”。

中國依靠全球5%的耕地供養全球20%的人口，糧食安全問題一直比較突出，其中谷物和食用植物油脂都是凈進口。因此，利用耕地種植生物燃料作物或者將糧食用來制取燃料不現實。為此，國家在批準了4家陳化糧燃料乙醇定點生產企業（黑龍江華潤酒精、吉林燃料乙醇公司、安徽豐原生化以及河南天冠）之后，于2006年全面叫停了其他糧食深加工項目。

考慮全生命周期能量轉換所計算的生物質能量效率更有說服力。按照中國工程院院士倪維斗的計算，甘蔗的轉換效率是8倍（即1份能量輸入能得到8份輸出），甜菜是1.9倍，玉米按照美國工藝是1.5倍，中國則不到1.2倍。而且，中國沒有條件像巴西那樣大規模種植甘蔗來發展燃料乙醇，因為把甘蔗制成糖比制成燃料合算得多，而其他的作物能量效率又太低。

“與人爭糧”成了詬病生物質能源的主題，盡管兩院院士石元春等學者極力反對這種提法，倡導種植非糧作物和利用邊際性土地的“非糧”、“非耕地”路線。但這一路線下，產量和能量密度都低于普通糧食，原料成本還是很高。近兩年，甜高粱、木薯燃料乙醇項目不斷上馬，但普遍虧損，第一個試點的廣西中糧20萬噸木薯乙醇項目不得不申請補貼。2008年4月獲得國家發改委批復的湖北、河北、江蘇、江西、重慶等5省市的非糧燃料乙醇專項規劃面臨同樣的尷尬。[page]事實上，國家從未間斷向4家陳化糧燃料乙醇定點企業發放補貼，而且隨著糧價上漲，原定補貼額度已不足以彌補虧損，財政部又通過頒發《生物燃料乙醇彈性補貼財政管理辦法》加大補貼力度。

我們認為，不管是否與民爭糧還是與糧爭地，目前的生物燃料的原料成本都很難控制，無法擺脫對補貼的依賴。

物流不經濟，中間成本高

此外，生物質物流也很不經濟，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收集、儲存、運輸，在生產出潔凈能源的同時也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甚至污染環境，很難形成閉合的能量循環系統。

以秸稈發電為例，考慮到收購過程中車損、燃油及人力消耗，即使寬松估計，經濟收購半徑不宜超過50公里，生物柴油所需的地溝油收購半徑也只有300公里左右。而木本植物制油的路線則更顯昂貴，它涉及到育苗、栽培、基建、維護、采集、運輸等許多環節，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成本到底多高迄今沒有準確的估計。

替代用途多，機會成本高

秸稈可用于造紙、建材、制沼，同樣是當作廢物處理，燃燒發電所支付的價格明顯偏低，何況很多秸稈還被用于還田或生活用。因此，與這些成熟產業爭奪資源，秸稈發電當然沒有優勢，盈利難是必然的。

地溝油也有類似的問題，近年其價格隨油價一起飆升。2005年，福建等地的地溝油還有過每噸800元的價格，2007年初已升至2000元/噸，2008年又漲到5000元/噸。

眾多案例表明，企業上項目時缺乏動態的眼光，盲目上馬。在以往沒有商業需求的時候，秸稈、地溝油都被當作廢棄物，但成為一種資源后，供應者就會更多地從機會成本的角度考慮，在討價還價中，企業沒有議價能力，日子很不好過。

商業環境不成熟

同時，中國生物質產業的大環境還很不成熟。

政策裹足不前

大國國策的層面講，中國政府在生物質能開發上的動作仍顯緩慢。雖然在發電和沼氣領域提出了較高目標，但在國家石油安全方面卻缺乏前瞻性。

其他大國對生物質開發更為重視。2007年3月，歐盟首腦會議提出了生物燃料不少于運輸燃料10%的目標；同年底美國頒布《能源自主與安全法》，提出2020年生物燃料替代20%運輸燃料的目標及逐年計劃；印度計劃于2017年汽油中乙醇的摻混比例達到20%；而巴西在2007年已實現了用甘蔗乙醇替代50%的汽油。

對纖維素乙醇、微藻生物柴油等戰略性技術，美國均給予高額補貼，以吸引投資和人才，加快市場培育和技術進步。

中國的石油遠比歐美緊張，且生物質原料相對充裕，但2020年的規劃中生物燃料替代率卻僅有2%。而且，政策的可操作性低，“雷聲大、雨點小”。盡管出臺了鼓勵政策，但缺乏配套的計劃或指導意見，規模化和商業化也沒有明確的時間表，令主管部門和企業無所適從。

此外，政策缺乏公正性。中國的油品流通主要被中石油、中石化所壟斷，一些先期進入生物燃料領域的企業缺乏產品入市渠道。國家每年向4家陳化糧燃料乙醇定點企業發放補貼，但走非糧路線的企業還須“一事一議”地審批，不利于形成公開公平的市場。

缺乏系統的產業鏈

生物質能的開發還需要高效率的商業生態鏈條。首先種植環節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之后還需在收購、調配、銷售、技術服務等方面進一步整合。

生物柴油的原料問題突出，廢棄油脂的收集、運輸等環節缺乏有效的組織，“地溝油”等廢棄油資源的利用率仍然較低。培育高含油量和高生態適應性品種是生物柴油的關鍵。遺憾的是，中國的生物柴油產業在初期沒有打好基礎，各地盲目種植油料樹木，品種單一，形成“南方只有麻風樹、北方只有黃連木”的局面。而大面積單一樹種增加了蟲害等問題。而且，按照現有的信貸標準，樹木種植不能抵押，難以獲得銀行貸款。而木本植物種植周期長，投入大，若沒有商業銀行貸款支持，企業很難獨立承擔。

由于缺乏標準和系統支持，石油企業（中石油、中石化）擔心低質量產品影響自己的聲譽，對采購生物柴油持“暫不支持”態度。

垃圾發電推廣困難也是緣于缺乏社會系統支持。中國目前還沒有實施嚴格的垃圾分類，垃圾成分復雜、含水量高，導致熱值低和難燒透，能量產出很低，且伴隨著嚴重的二次污染。

因此，生物質能開發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的統籌和配套支持。目前看，政府的作為還遠遠不夠。

沒有進入良性循環

2008年3季度，有人對四川古杉的盈利真實性提出質疑，引起其股價暴跌，從約10美元大幅跌到約2美元，跌幅高達80%。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以商業化盈利為初衷的生物質企業有限，很多企業目的“不純”，圈地者有之、貪圖政策性資金者有之、造假融資者有之、造勢者有之、討好地方政府者有之，“包裝”、“化妝”甚至“偽裝”現象嚴重。

由于大企業參與不多，現有企業大多實力不強，缺乏信譽，加上時常暴露的丑聞，市場信心很難建立，整個產業也很難走入良性循環。

短期內投資者掘金難

從目前的資源狀況、技術水平和商業環境看，生物質能很難形成大規模的商業化，相比之下，大型國有企業比民營資本更具優勢。財務投資的機會非常有限，也許第二代生物能技術的突破會帶來大的轉機。

商業模式難建立，中小企業無優勢

目前，技術略為成熟的主要是糖淀粉制燃料乙醇、植物油或地溝油制生物柴油、農林廢棄物制固體顆粒燃料、沼氣利用等，但其中真正具備市場競爭力（成本優勢）的并不多。[page]我們看好能依靠自身力量實現盈利的企業，而不是依靠政府補貼和減稅來獲得利潤的企業。原料控制能力、技術水平、銷售渠道是有效商業模式的必要條件。

然而很少有中小企業能夠同時具備這些條件。按照倪維斗院士等人的主張，采取分布式的能源利用方式更為現實，但分布式運作規模小、管理難，容易導致整體運營效率低下。北京德清源的雞糞沼氣發電項目就是一個例子，2008年8月正式發電后得到專家的高度評價，但年發電很少，只有1460萬千瓦時。這些循環經濟項目可以作為企業的有益補充，卻無法脫離主業變成獨立的業態。

大型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更有優勢，因其具備研發實力和市場渠道，也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進而控制區域資源，如陳化糧、秸稈（新疆的甜高粱、東北的玉米秸稈、內蒙古河套地區的向日葵）和稻殼（黑龍江、新疆的農墾系統）等。

中糧集團通過一系列資本運作掌控了除河南天冠以外的3家陳化糧燃料乙醇定點企業，隨后開始拓展木薯、紅薯、甜高粱等非糧作物項目，并提出2010年生產燃料乙醇310萬噸、占全國60%市場份額的目標。從其產能規劃中可以看出董事長寧高寧志在成為中國燃料乙醇領導者的企圖。

國能生物發電集團（由國家電網公司、龍基電力集團投資）獲得政府核準項目40項。截至2008年底，已有生物質發電廠15家投入運營，累計發電26億千瓦時，消耗秸稈300萬噸，節約標準煤120萬噸，減少二氧化碳排放250萬噸，占國內生物質發電市場70%的份額。

技術有待突破

生物質的轉化主要采用熱化學和生物學技術。為了解決能效低的問題，學術界開始了諸如細菌光合制氫等新的嘗試。

“第二代生物質能技術”進展也比較樂觀，比如依靠基因技術培育更具效率的物種；或者尋求工藝突破以提高轉換效率。很多專家對培育微細藻類和纖維素發酵寄予厚望。

相對于大豆和麻風樹等常規作物，富油微藻含油量（或蛋白質）可達干重的40-70%，生長速度卻高出幾十倍（根據日本能源學會對大阪等地的養殖試驗，植株數每50天增長100倍甚至更多），單位土地面積產油率是麻風樹的10倍以上，可用邊際性土地和各種水域大規模培植。

目前美國在微藻生物柴油領域處于領先水平，已有殼牌石油、雪佛龍（Chevron）、PetroSun Drilling等公司提出了積極的微藻生物柴油計劃，荷蘭Algae Link公司則開發出新型微藻光生物反應器系統。

纖維素乙醇的能源效率高且不會與糧食直接競爭，可能是燃料乙醇的優選路線。以往俄羅斯是唯一發展木材酸分解工業的國家，現在美、日等國的開發力度更大，在美國由DOE（能源部）和NREL（國家可再生能源實驗室）主導，目標是2015年將纖維素乙醇的價格降至0.16美元/升以下。

以上兩類技術路線的目的都是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安全、能效低和減排不力的問題，但技術上都不成熟。目前微藻培養方式、提油技術均存在能耗大、投入高的問題；纖維素乙醇的主要技術瓶頸在于高效轉化菌種和纖維素酶（酶制劑約占成本的80%）以及前處理過程的改進，現有項目多停留在中試階段。

“第二代技術”吸引了歐美風險投資和大企業的關注，杜邦（Dupont）等公司已經啟動研究計劃。中石化、中糧也與丹麥酶制劑商novozymes進行合作，共同開發玉米秸稈制乙醇技術，但中國起步晚，基礎薄弱，力度不大，又缺乏良好的宏觀環境，短期內很難有大的突破。

老資源的新用途

盡管是新名詞，但“生物質”（Biomass）的本質無非是通過生物體（主要是光合作用）固化的太陽能，不僅是最古老的能源形式，也是各種化石能源的最初來源。不過當下流行的“生物質能”也并非完全是新瓶裝老酒，其借助熱化學、生物化學等手段，將低能量密度的生物質轉換成固、液、氣等形態的高效能源來代替油氣和煤炭。

生物質能的開發主要是對糧食和非糧植物、農林廢棄物、禽畜糞便、生活和工業垃圾等物質的轉換利用，主要產品有生物燃料（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生物質發電、固體成型燃料和甲烷等。普遍認為，生物質能具有產量大、可再生、可儲存、碳中和等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