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碳排放—氣候變化—全球性災難。

打破這一鏈條的唯一出路是：從現在開始，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但誰應當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這從來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氣候變化對策，既是科學問題，更是政治問題。”

縱觀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史，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主要是由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帶來。基于公平原則，造成這一后果的西方國家，應首先承擔起更多責任。減排，不應成為限制發展中國家繼續發展的藉口。

當然，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中國也將承擔起“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目前，中國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20%。

中國已在努力，避免重走西方工業化的污染老路。

在這場中國必須參與的“全球碳戰爭”中，中國的主要能源供應部門“電力”，以及主要工業部門“鋼鐵”，將扮演重要角色。

因為，中國80%的二氧化碳排放來自燃煤，超過50%的煤炭又用于發電，而超過70%的發電量用于工業。其中，鋼鐵業為四大高耗電行業之首。

11月26日，中國五大電力集團之一，華能集團邀請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教授，作了一個題為“低碳經濟的發展趨勢及對我國的挑戰與機遇”的講座。

當天，中國公布了2020年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將其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

“講座的目的是，幫助員工學習了解低碳經濟發展狀況，并促進公司清潔能源的發展。”一位華能集團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華能在大力發展清潔能源的同時，也將通過綠色煤電(IGCC)及碳捕獲(CCS)等技術，力求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目前，中國80%的二氧化碳排放來自燃煤，而超過50%的煤炭消費用于火力發電。在中國的減排大計中，包括華能在內的傳統火電企業責任重大。

而新能源替代和清潔煤技術，已成為華能這樣的“碳排大戶”，向低碳轉型的兩種主要途徑。除了不斷提高燃煤發電的能源效率，各電力集團都在主動調整電源結構，增加水電、核電、風電、光伏發電等再可生能源比例。

追逐“零排放”

用“零排放”的新型能源，取代燃煤發電，是一個理想的選擇。

國家電監會研究室研究員吳疆表示，新能源技術應用，以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直接替代常規化石燃料，不僅能效接近百分之百，而且直接污染物排放趨近于零。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中電投總經理陸啟州也表示：中電投今年火電投資比例已從原來的70%-80%下降到44%，而水電、核電、風電等清潔能源投資比例大幅上升至56%。

據本報了解，目前，各電力集團都正在加緊制訂的“低碳經濟發展戰略”，最核心的部分正是“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并逐步降低火電比例”。

其中，風電發展最為迅猛，連續三年增長速度都超過100%，各電力集團也加快了“跑馬圈風”步伐，紛紛提高了風電計劃裝機比例。

以華能集團為例，華能酒泉風電基地一期于今年8月份開工建設，是該千萬千瓦級風電基地“十一五”380萬千瓦風電場項目中規模最大的風電場，總裝機50萬千瓦，計劃于2010年上半年建成投產，二期工程規劃裝機100萬千瓦，前期工作已在進行。

據上述華能集團人士介紹，華能酒泉風電基地150萬千瓦風電機組全部投產后，年上網電量32億千瓦時，這些與火力發電相比，相當于每年可節約標準煤約112萬噸，節水857萬噸，減排溫室效應氣體二氧化碳337萬噸，減排二氧化硫1.25萬噸，減少向大氣排放粉塵1.5萬噸。

這與國家大力發展再可生能源的政策遙相呼應。根據最新規劃，到2020年，風電、光伏發電以及核電總裝機容量將分別從3000萬千瓦、180萬千瓦和4000千瓦大幅調高至1億千瓦、2000萬千瓦和7000萬千瓦。

不過，在中國一次能源供應中，煤炭的占比超過70%(全球平均水平低于30%)，而新能源存在規模化發展瓶頸，中國能源“煤炭當家”的格局，短期之內尚難改變。

因此，對于傳統電力企業來說，靠可再生能源替代減排，仍是一個遙遠的目標。火電企業仍需在改變燃燒技術上下功夫。

尋找“高效煤”

火力發電廠，是世界排放二氧化碳的最大行業，火力發電廠燃燒化石燃料后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燃燒同種燃料排放量的30%，大約占全球人類活動排放二氧化碳的24%。

由于中國火電比例偏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到40%”，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告訴本報。

截至2008年年底，中國電力[2.04 -0.97%]裝機容量79253萬千瓦，而其中火電裝機容量占總裝機容量的75.7%，導致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大量排放，火電行業節能減排形勢嚴峻。

除了直接排放污染物，火電發電的能效水平也較低(大約為38.5%，高達78%的能量損耗在這個環節發生)，因此，降低火力發電比例，是促進節能減排效益空間最大的環節之一，同時也是國家完成2020年減排行動目標最為關鍵的領域。

“火電企業仍需在改變燃燒技術上下功夫。”在吳疆看來，化石燃料的新型燃燒技術，在現有基礎上降低能耗、減少排放的空間都非常大；而碳捕捉和封存技術，可直接減少污染物排放。

近年來，國家加快了火電廠“上大壓小”替代，關閉大量效率低、污染重的小機組。而新核準的火電項目，基本都為超臨界和超超臨界和熱電聯產的環保機組，而電網企業的節能調度(越環保的機組，分配電量越多)，也加快了發電企業小機組的關閉。

而從目前情況來看，最環保的清潔煤發電技術還數IGCC(整體煤氣化[24.18 2.03%]聯合循環發電系統)。據了解，其發電效率可達48%，脫硫效率達99%以上，同時收集與處理二氧化碳，被認為代表著未來清潔能源發展的主要趨勢。

今年7月，由華能集團牽頭的華能天津IGCC示范電站，在天津臨港工業區開工，目前該項目仍在建設階段，預計2011年建成投產發電。是國內第一家、世界第六家IGCC電廠。

據華能集團副總經理烏若思介紹，IGCC技術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使煤炭發電達到包括二氧化碳在內的污染物近零排放，二是大幅度提高煤炭發電效率。

除IGCC外，CCS也即碳捕獲與碳封存，也是目前世界上研究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方向之一。但該技術尚處于研究開發和示范階段，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發也剛剛起步。

國內電力企業開展這項試驗的，仍為華能集團，這也是配合IGCC中收集與處理二氧化碳而開展的。在北京奧運會前夕，華能的IGCC示范工程、北京熱電廠二氧化碳捕集示范工程建成投產，成功捕集出純度為98%的二氧化碳,達到設計標準。

據華能方面介紹，該技術采用由華能控股的西安熱工研究院的技術，現二氧化碳回收率大于85%，年可回收二氧化碳為3000噸。捕集二氧化碳后，由精制系統提存成高純度的食品級二氧化碳，可用于飲料、食品行業。

突破“成本”瓶頸

不過，新能源技術、清潔煤技術和碳捕獲技術等，目前仍受到高成本的制約。

以風電為例，吳疆指出，與火電對比，風電的確具有無燃料成本的先天優勢的，但在目前上網價格高于火電54%的條件下，風電依然沒有財務方面的競爭優勢，關鍵原因還是“技術落后、粗放發展造成固定成本過高”。

在他看來，按照目前的發展狀況，我國風電基本不具備獨立生存、發展、競爭的能力，完全依賴政策扶持與多方利益輸送，一旦各種優惠取消，將喪失可持續發展動力。

林伯強也指出，國內的成本承受能力并不強，包括政府補貼能力、企業成本承壓能力和用戶電價接受能力，所以，對企業來說，在積極利用國內和國際各種補貼的同時，更重要是實現技術突破和降低成本，這樣新能源才有可持續發展動力。

“環保減排是時尚、高尚而昂貴的，發展新能源必須從環保減排總體戰略的高度，統籌考慮其開發利用成本、橫向比較成本、替代鎖定成本、壽命周期成本，最終不能突破社會承受能力的底線。”吳疆強調說。

而IGCC與CCS，目前，都還沒有商業化運營案例，其高昂的成本決定了目前并不具備商業化運營的條件。

林伯強直言，他并不看好CCS未來的開發前景。“首先是發電成本增加20%-30%，而國內電價機制決定其無法通過電價補平；第二，碳捕獲也是耗能行業，與節能相違背，會增加能源需求；第三，儲存技術很難解決，而如果產品直接用于其它行業，就存在是否真正減排的爭議。”

但他同時認為，作為技術儲備，國家仍然應該支持和補貼類似新技術的發展，發達國家也應通過技術和資金支持發展中國家，以使包括IGCC和CCS在內的減排技術能最終實現技術突破、規模化運營以降低成本，最終實現低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