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內，國際石油價格急速下降，影響著國際政治和經濟的新格局。本輪油價經濟直接因素來源于需求、供給、預期、美元匯率等四個方面，但是本次油價下跌深層次因素來源于地緣政治和全球能源體系深層次革命，即基于低碳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兩類的分野出現，國際地緣政治大國博弈朝著對不利于傳統石油生產國和高碳發展中國家方向發展。

油價下跌對美國帶來了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美國已經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為一個能源型國家，同時主要的能源機構如IEA、紐約期貨市場等都是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手中。這些機構通過發布信息或者隱藏關鍵信息來影響金融市場上主要的投資者，從而推動原油價格向著美國所希望看到的方向發展。所以無論是石油的政治方面還是石油的金融方面，美國都有能力影響石油價格走勢。低油價有利于美國再工業化進程和制造業回歸計劃。負面影響首先是“沙特打壓美國頁巖氣”成為自我驗證的預言，影響美國和中東關系；其次是美國經濟日益和中東脫鉤，進一步造成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回歸。

低油價影響了俄羅斯的對外議價能力和能源戰略，俄羅斯很難通過變更油氣運輸路線對中亞的油氣生產國和歐洲的油氣消費國施加影響，獲取地緣政治影響力。中東產油國如同俄羅斯一樣，收入受到影響，財政壓力日益增加。長期低油價勢必造成國內不滿情緒和不穩定因素上升，中東地區變得更加混亂。尼日利亞將出現財政危機，并可能蔓延到其他產油國。

由美國頁巖氣革命帶來的國際油價下跌，將提升主要石油消費地區的經濟增長，歐盟、日本的實際GDP增長分別提升1.1和1.3個百分點。而中東、俄羅斯、南非等國的經濟增長則受到一定的負面沖擊。各國物價水平也因油價的下跌有所回落，給各國貨幣政策寬松帶來空間。得到國際油價下降10%，則我國CPI下降0.18%；年均實際GDP增長速度提高0.12個百分點。我國貿易順差占GDP的比重將上升0.16個百分點。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由于國內市場受進口原油的替代，其產出下降1.3個百分點。

從短期來看，石油價格的低位波動將會成為未來的一個新常態。首先，能源博弈主導權仍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但新興大國作用上升，中國應該積極參與全球資源博弈中去。中國在國際體系中地位取決于其能否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上掌控新能源第三，世界能源的關鍵詞是促進能源投資、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應該積極參加全球資源投資，進行全球布局。中東、非洲、里海以及一些重要的能源樞紐通道都面臨著缺乏投資的問題，中國積極參與全球能源基礎設施投資的空間日趨上升。中國積極參與能源貧困治理有利于促進南南合作，提升中國影響力，促進中國電力能源企業海外新機遇。德班會議之后，對能源的環保限制將會列入聯合國法律框架之內，如航空航海碳稅、資源稅、對外能源投資環保門檻等。中國必須積極參與新的規則建設，避免能源行業碳關稅影響中國能源發展。第四，中國需要高調融入并爭取引導全球能源治理，加強能源安全領域的公共外交。中國應充分認識自身的資源優勢（生產和消費）、地緣優勢和外交優勢，以國家利益為核心，靈活開展全方位多領域的資源戰略，逐漸把中國龐大的消費地位轉化為國際能源體系的影響力。

西方主導的國際資源體系和我國日益上升的消費地位雖然存在矛盾，但過去30年來整體對我國有利。隨著中國實力提升，我國應從以前的“被動接受者”逐漸轉變為“積極影響者”。隨著油價和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低，中國需要應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投資環境惡化的風險。據2014年加拿大Fraser研究所對全球112個國家和地區礦業投資環境排名，“一帶一路”國家除泰國（第50名）外，其他國家均在60名以后，而且俄羅斯和蒙古國兩個國家排名均在100名左右。由于礦業投資產業鏈長、涉及范圍廣，因此風險種類也多。除了面臨技術風險和礦產品價格風險、匯率風險等市場風險外，礦產投資還面臨政治、法律政策、勞工、環境以及社區關系風險等。

與此同時，《巴黎協定》和油價成為共同的熱點。《巴黎協定》延續了《公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首次將“1.5℃”作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首次以國際條約的形式，確認了所有締約方“自下而上”提出國家自主貢獻的減緩合作模式。《巴黎協定》首次將全球氣候治理的資金與減緩、適應并列為行動目標，所有國家都要考慮應對氣候變化的資金流動，一方面模糊了資金支持對象，另一方面也將各國國內的資金流動納入了考慮，強化了對各國的透明度要求。

對比油價和氣候變化，還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值得思考。世界經濟、中國經濟中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現象，發達國家制造業或許正在啟動一輪低碳經濟革命。

如果這是真的，過去那些用來衡量經濟世界的標志性因素很可能需要做出重大調整。比如世界航運業的低迷將長期化，發達國家的就業結構也可能要發生重大變化。隨著歐美日有意或無意推動的去中國模式化進程，中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出現問題，低碳經濟對于中國會不會造成新的技術鴻溝？這個技術鴻溝的形成和擴展，會不會造成對中國的新貿易壁壘？

（作者：于宏源，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比較政治與公共政策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