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共同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并提到沿線各國之間需加強能源方面互聯互通的合作。能源資源合作不單是海外投資的政策機遇，更是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重要抓手。

“一帶一路”規劃背景在于世界經濟復蘇乏力，中國周邊地區需要新的經濟引擎來帶動經濟繁榮，世界能源新格局變化提供了“一帶一路”上能源合作的契機。亞洲新興經濟體崛起帶動該區能源消費量增長，美國能源獨立降低對中東能源依賴令后者亟需尋求新買家，加上烏克蘭危機把俄羅斯能源戰略推向亞洲，令世界能源市場重心東移，中國成為能源地緣政治的中心，這將有利于“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發展，能源企業更是當中的主力軍，“一帶一路”能源領域的互聯互通主要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1）基建方面：“一帶一路”能源合作基建先行

整個“一帶一路”文件的基調是基建先行，能源互聯互通合作也是，并由油氣管網和電力走廊等能源通道之間展開，“加強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共同維護輸油、輸氣管道等運輸通道安全，推進跨境電力與輸電通道建設，積極開展區域電網升級改造合作。”

中國對外能源安全和通道傳統上將中國分為西北、東北、東南、西南四個方向，也就是“一帶一路”上的地區。中國目前正在籌劃和建設多條能源通道，包括中亞四條能源管線、海上絲路能源樞紐、中俄油氣管線合作、中巴能源走廊、中緬能源通道和周邊地區電網等的建設，“一帶一路”能源合作帶來了正面的推動力，并且是其支點。尤其是中俄、中亞的天然氣管線合作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能源樞紐，都是中國把其能源合作在“一帶一路”輻射出去的重要起點，與周邊地區豐富能源資源毗鄰更是中國的優勢之一。

2）產業方面：借低油價加強“一帶一路”沿線油氣投資與整合

“一帶一路”文件也表示需“加大煤炭、油氣、金屬礦產等傳統能源資源勘探開發合作”，“推進能源資源就地就近加工轉化合作，形成能源資源合作上下游一體化產業鏈。加強能源資源深加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合作。”

將持續一段時間的低油價正好為中國油氣企業帶來“一帶一路”油氣資源投資、并購和整合的契機。油價下跌令“一帶一路”沿線上如中亞、中東等地區的油田市值下跌，這些地區的油氣產業因為受到低油價影響甚至處于虧損狀態，需要向外尋求合作機會，甚至低價出售資產。

中國企業可以借助低油價，在“一帶一路”沿線并購油氣區塊，建造上中下游領域的能源開發中心、加工煉化中心和市場中心，將其整合在一起，并可以以“一帶一路”重要地區新疆油氣改革板塊為試點。與此同時，“一帶一路”也將促進中國拓展其在沿線地區的可再生能源產業市場份額。

不過，畢竟石油開采屬于高技術和高風險行業，其技術、管理、資金等進入門檻都比較高，要求投資者有非常強的專業能力和抗風險能力，因此需做好投資風險、地緣政治風險、安全風險等風險評估。

3）金融方面：建立“一帶一路”能源金融體系

“一帶一路”能源合作件的基調是基建先行，其中包含大量投資項目，需要的大量戰略資金，有必要建立成熟的能源金融體系來運作。因此，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相輔相成的。加入亞投行等國家，大部分都在“一帶一路”沿線上，亞投行將提供“一帶一路”所需要的大量資金，推動沿線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戰略互惠。

中國需要關注“一帶一路”能源金融衍生品的發展，這包括油氣現貨、期貨、金融產品合約、綠色金融等，如籌備多年正擇機上市的原油期貨，為中國建立有影響力的能源基準價格，提高能源貿易本幣結算規模，例如在天然氣貿易用人民幣結算，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管道、電網、樞紐等基建網絡已逐步成形，為能源交易樞紐創造了有利條件，能促進亞洲定價中心的發展。

4）制度方面：“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由雙邊走向多邊創造新秩序

“一帶一路”能源互聯互通的基礎是中國周邊區域合作，跨國基建把各國連在一起，也意味中國對外能源合作將由單邊走向多邊，整合了生產國、消費國和過境國的合作機制。這是國際關系里“制度現實主義”的一環，中國需一方面借鑒能源憲章等國際機構，制定好多邊治理的游戲制度，另一方面，傳達絲路本身合作開放的互利共贏精神。

亞投行推出以來，包括英國、俄羅斯、土耳其、沙特、韓國等歐亞中東各國先后表示加入，引起了全球各界的強烈關注。對于美國而言，盟國不顧美國壓力加入中國主持的亞投行無疑帶來了挑戰，除了對其組織結構和作用定位上的疑慮，美國方面更擔心的是中國經濟影響力增強、左右全球貿易規則。短期而言，美國在亞太的經濟布局將受到中國的壓力，長期來看，這將成為中國所推動的新國際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雙方還將有更加激烈的博弈。中國需要評估其他勢力的反作用力，并思考如何往外推送其正能量和軟實力。

對于中國來說，“一帶一路”加上亞投行的確具有重大的意義，這組合將改變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投資銀行把持地區規則的現狀，從而打破西方傳統經濟的壟斷，讓中國聯合更多沿線國家和地區，建立起新興經濟體支持的、由中國參與主導的國際經濟新規則和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