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已經順利越過了經濟發展的追趕期。資源環境的約束日益強勁，投資和出口對經濟的拉動力逐漸弱化和消失。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必須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把創新上升到國家戰略，以市場為導向，使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1、中國工業化必須完成兩大歷史使命

中國已經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經濟體大國，但還不是經濟強國。我們在工業化時期必須完成兩大歷史使命：一是培育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二是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

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增加，企業規模迅速擴大，不少企業的“塊頭”已經名列世界前茅，但致命的弱點是大而不強，制約了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一個重要的原因企業缺乏包括技術創新能力在內的軟實力。

工業化時期是培育具有全球意義領先企業最有利的時期。國內持續、巨大的需求，為造就世界級企業奠定了基礎；巨大需求中高技術含量的部分為企業自主創新提供了寬廣的舞臺。但是，快速發展的過程并不必然能成長出強大的產業和有全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在接受中文網站采訪時曾說：中國非常依賴國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技能。中國出口的成功，是建立在對國外專業知識高度依賴的基礎之上。中國與日本甚至韓國不同，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在技術創新上沒取得多大進展，在創立世界級企業方面也沒有多大建樹。這一評論值得我們思考。

韓國和臺灣地區很成功的一點是，在引進技術的過程中培育了自主創新的能力；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培育出了本地資本為主體、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在接受國際產業轉移中鍛煉出了高素質的職工隊伍；在參與全球競爭中造就了世界水平的企業家，并由他們帶出了具有世界影響的企業。如韓國的李秉哲和他的三星、鄭周永和他的現代、樸泰俊和他的浦項；如臺灣地區的王永慶和他的臺塑、施振榮和他的臺基電、郭臺銘和他的富士康、高清愿和他的統一集團等。我們應當在這方面有更多的作為。

2、現階段中國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

近年來，資源環境的約束日益強勁，外延式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充分顯現。現在，中國需要進口什么，國際價格大都上漲；中國能出口什么，國際價格大都下跌。進口價與出口價的“剪刀差”表明財富的外流。

當前，在傳統的比較優勢迅速衰落的同時，新的、以智力型人力資源為主要內涵的比較優勢逐漸顯現，這使我們站到了一個新的更高的起點上。這種比較優勢，來源于國民教育程度提高，產業工人培訓程度和整體素質提升，本科生、研究生規模擴大，企業技術創新意識的逐漸增強和研發投入的較快增長。我國產業的比較優勢已經由低成本一般制造，轉化為低成本研發和低成本復雜制造的綜合優勢。其中，“智力密集程度”一般發展中國家做不到、“技能勞動密集程度”發達國家做不起的領域，成了我國產業和企業擠入全球領先地位的空間。而在那些需要大規模市場和強大產業化能力支承的新興產業領域，例如高速鐵路、超高壓輸變電、風電、新型核電、超級計算機、電動汽車等，我國已經顯現出較強的產業發展優勢。這是分析國內外因素可以做出的一個重要判斷，它在今后較長一段時間將對所有產業和企業產生較大的影響。

例如華為、中興、騰訊、展訊、和利時等企業正是利用中國廉價、聰明、勤奮的工程師創造的研發優勢奠定了自己的國際競爭地位。而比亞迪、三一重工等則在智力與勞動“雙密集”的行業取得了巨大成功。跨國公司紛紛在中國設立研發機構，正是看中了中國廉價知識型人力資源優勢。目前，“大學畢業生就業難”，意味著我們有龐大的知識型人力資源后備。

比較優勢的變化，為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創造了條件。

3、 自主創新需要“倒逼機制”

創新或不創新是企業應對外部環境的一種選擇。有怎樣的發展環境，大多數企業就會選擇怎樣的發展模式。離開市場力量的“倒逼機制”，轉變增長方式幾乎是不可能的。

影響企業行為的主要經濟因素是生產要素價格、環保成本、競爭程度和用戶需求水平。在生產要素充裕，而且價格低廉、環境成本可以“外部化”、尋租機會時而出現、市場競爭不規范的情況下，企業往往愿意選擇規模擴張、多元化經營和低成本競爭的戰略。在生產要素價格上升、環保監管從嚴、市場競爭充分、需求條件挑剔的情況下，優勝劣汰作用強化，多數企業會逐步被“逼上”創新發展道路。

按照一般規律，資源稀缺度增加，價格上升，企業要么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要么尋找替代資源，要么放棄資源消耗量大的產業或生產方式，使過量的資源需求得到抑制。同樣，有效的環境監管迫使企業環境成本內部化，越來越高的環境成本逼迫企業要么創新工藝降低污染，要么改進技術減少治理成本，要么退出高污染行業，使環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這樣，“資源依賴型”的發展模式就會逐漸轉變為“創新驅動型”發展模式。伴隨這一過程，就是信息化、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在要素稀缺程度加劇和環境監管從嚴條件下，市場作用與市場主體選擇的結果。

近年來，資源環境的壓力和要素價格上升的壓力日益明顯。例如土地資源稀缺的壓力、能源價格上漲的壓力、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水和礦產資源稅費價上調的壓力、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壓力，以及國際收支失衡等的壓力都在迅速積累。但是，這些壓力大多隔離在了政府層面，沒有充分轉變為價格信號和更加嚴格的環境執法，成為轉變增長方式的經濟驅動力。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還可以獲得廉價生產要素和訂單、環境成本可以外部化，多數企業依然繼續追求速度和規模，不愿平白無故地“轉變增長方式”、不愿冒險技術創新。

實踐證明，寬松的環境會助長惰性；危機的形勢卻會調動人們的潛能。

4、產業升級重在發展模式轉換

現在，中國產業升級遲緩的主要原因，不是產業規模、不是缺乏資金，而是發展模式落后。企業在擴張產能的投資嚴重過度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研發投入強度只有1%。即便對引進的技術，往往也以“可以使用”為限，沒有足夠的耐心消化吸收。在引進、再引進的過程中，大多未能獲得“舉一反三”的技術能力，掉進了技術依賴的陷阱。

后發展國家的一個優勢是可以從公開市場獲得先進技術。即便只是二流技術，但仍至關重要。把握得好，可以從消化引進技術的過程中完成一次次學習的過程，并為日后的技術趕超做準備。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都經歷了這個過程。他們從技術引進到自主創新、到技術輸出，大約經歷了25年至30年。我國大規模技術引進已經20多年，到了轉型升級的時候了。

產業結構升級，是生產力的爬坡。意味著我們要從長期熟悉的，以引進外資、技術模仿、接受產業轉移，專注低端制造的經濟活動，升級為主要依靠自主技術來源、主要靠本國資本和主要以自己的力量將創新的技術發展為先進的產品，進而實現產業化，打造產業鏈，成為一個新興產業。

實現這一變革的核心要素是創新能力；產業升級的本質是在產業鏈上的升級；關鍵是突破核心技術、掌握知識產權。

提高制造業競爭力，除“制造”環節本身外，必須找準切入點，掌握具有戰略特質的核心技術，形成對產業鏈中最具附加價值和影響力環節的控制力，進而站到產業競爭的領先地位。因此，政府和企業關注產業升級的重點首先要聚焦于培育自主創新能力、著眼于掌握核心技術。技術受制于人，就沒有出頭之日。

進入發展方式轉型升級的階段后，過去30年我們長期依賴、最為熟悉的發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必須由熱衷于投資轉向關注創新能力建設，由熱衷于規模擴張轉向關注產業競爭力的提高，由熱衷于低端制造轉向關注高生產率的設計、研發、品牌、營銷、產業鏈管理等高附加值環節。

5、中小企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們在發展傳統產業的過程中生產了“大企業崇拜癥”。多年來，結構調整的目標往往是“壓小讓大”。把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對立起來、把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對立起來的理念和做法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創新生態。

技術變革存在不確定性，有效的創新機制往往需要強烈的產權激勵，敏銳的價值發現能力，靈活的決策機制，尊重個人的制度安排和既勇于冒險、又有利于分散風險組織和機制。民營科技型中小企業由于更加符合這些特質，使他們成為技術創新的一支生力軍。

在革命性新技術出現時，大企業往往因對傳統技術的依戀和大量存量資產的拖累而躊躇和猶豫。而科技型中小企業卻可以從中找到施展的機會，愿意以更高的熱情義無反顧地推進新的技術變革。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國外對我們高度封鎖的超高速局域網核心技術、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CPU、納米級鋰電池正極材料等都出自于民營科技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中小企業。

從產業發展的歷史看，無論是計算機、互聯網還是新能源汽車，任何一個產業都是在一項或一組重大技術突破的基礎上，附之一個龐大的技術群而發展起來的。其后續發展還需持續的技術來源不斷完善產品、建立完整的產業鏈。其中科技型中小企業處于不可或缺的地位：第一，它為新興產業發展提供持續的技術來源；第二，它是建立完整的產業鏈的主要力量；第三，它是圍繞新興產業開拓增值業務的主力；第四，它是推動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市場的主角；第五，它是新興優勢企業的生長點。

在我國的技術創新體系中，中小企業的作用被嚴重低估了。科技型中小企業是對新技術和市場最為敏感、創新活動最為活躍、最敢于冒風險一只生力軍。技術創新是一個是錯的過程，存在巨大不確定性。從全社會的角度看，中小企業是試錯成本最低的一群。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小企業是以自身的“生和死”在充當著新技術、新產業探路者的角色，為大企業的技術集成進行著鋪墊。但是，按照傳統的做法，當一些產業被國家重視時，政府就會制定產業政策，設定發展目標、設立進入門檻作為提供資金、稅收等支持的條件，而中小企業往往被排斥在外。這一政策的出發點是忽略了中小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生力軍作用。

與我們的政策理念不同，發達國家把大量的富有生機和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看作國家創新體系的基礎。基于它巨大的正外部性，政府采取多種措施，借助市場力量支持中小企業發展。2000年，《歐洲小企業憲章》提出，“小企業是歐洲經濟的中堅力量”，“只有把中小企業的發展提到優先議程，歐洲試圖在新經濟中引領潮流的努力才能成功”。

我們應改變政策理念，應改革傳統做法，進一步確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并認真解決政策歧視、市場準入難和融資難等發展瓶頸。

6、產學研結合、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結合

在追求創新的發展過程中，僅有產學研的結合是不夠的，只有加上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互補與合作才能形成高效率的創新生態。現在，對“產學研”結合討論和關注較多，但忽略了中小企業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難以有好的結果。

在科研、轉化與產業化的長鏈條中，大學、科研機構與企業處于不同位置，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也有分工。

大學是當代知識創新和前沿高技術最重要的源泉。大型企業盡管在原始性技術創新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它強大的產業能力和在復雜的“技術集成”中的重要地位卻是其他機構無法替代的。因此，大型公司必須擁有強大的核心技術和技術能力，其中的一個重要表現，是能敏銳地是撲捉全球相關技術信息、善于發現新技術的市場價值、具有從全球獲取技術資源的本領，并有能力將新技術集成于特定產品。

在我國，大學與企業“兩張皮”，科研成果與產業化過程脫節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將創新的知識轉化為可應用技術的紐帶。

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創業者和技術骨干大都來自于大學和科研機構，并通過多種形式與其保持聯系。這就使它們可以較方便地獲取技術信息和知識創新的溢出效應。科技企業另一頭連接著市場，它們迫于生存的壓力比任何大企業都有更強的動力吸納創新的知識并將其轉化為新技術、新產品。甚至一些創業者就是為使某項科研成果轉化為市場價值而“下海”的。知識創新與產業化應用之間的空檔恰恰就是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業、創新活動的廣闊天地。他們一邊吸納大學和科研機構知識創新的溢出效應，通過再創新將其轉化為有市場價值的最終產品，或可應用的技術；另一邊，以大量的、多樣化的轉化成果為大企業的技術集成和產業化提供技術支持。

產學研結合有多種途徑、多種機制。但一般而言，這是在優勢互補基礎上的利益結合。這種結合不是靠政府來安排，而是在政府提供的政策環境中，院校、科研機構、中小企業、大型企業在市場作用下，各自發揮優勢，自由選擇的結果。

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規制應當促進產學研各方都能揚長避短。大學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做技術轉化；中小企業的每項轉化成果，并不一定都由自己去規模化生產；大型企業所需的技術也并非每項都得“自主開發”。依托市場化、專業化的金融服務、技術服務的支撐與撮合，眾多創業者和科技型中小企業吸納院校科技活動的擴散效應、吸引院校流出的人才，并發揮科技園區技術創新的集聚效應，為大型企業的技術集成提供充足的技術來源；大型企業則可以利用其組織平臺和資金實力，將大量、分散的科技成果經集成、整合和再創新，開發出有品牌支撐的市場主流產品。這一過程不斷循環，就會出現新產品層出不窮、產業升級不斷發生的生動局面。

近年，跨所有制的壁壘、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割裂有上升的趨勢。一些壟斷企業自行擴展壟斷鏈條，國有企業更傾向于在體制內部建立產業聯盟，形成配套。如電網企業把“網”的天然壟斷性延伸到輸變電裝備、施工、電纜；央企在內部建立電動汽車產業聯盟，整車、電池、電控、電機自成體系。一些大企業在研發和創新方面，也傾向搞封閉式、大而全、不求人。

大企業往往是中小企業創新產品和技術轉化成果的市場，這個市場空間沒有很好放開，致使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受限；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合作互補的局面未能很好形成，導致創新體系的結構性低效率。不僅使大企業創新成本上升、周期加長，也迫使小企業做長產業鏈，招致創新創業的成功率下降。世界路由器巨頭思科、著名的醫藥公司輝瑞，以及西門子、菲利浦、近年再起的蘋果等公司等，都是在不斷集成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成果中占據了全球領先地位的。

7、增長方式轉型要求政府職能轉變

總體上看，我們的體制環境比較適合投資驅動的發展方式，還不太適合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近年來有企業反映，干實業的干不過搞房地產的；搞創新的干不過盜版的；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干不過高消耗重污染的；干實體經濟的干不過搞虛擬經濟的。因此，向創新驅動轉型，我們還面臨許多體制、機制問題。

我們在目標導向、投資驅動、引進技術的追趕期，以政府的動員能力、舉國體制、調配資源、組織指揮，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是，進入市場導向、創新驅動的發展期，產品研發的方向、技術路線、投資規模、營銷模式等都是風險較大的試錯過程，政府無法準確預知未來，也無法承擔相應的后果。此時，只能靠企業家的睿智和膽識去決策和突破。進入創新發展階段，創新的動力來自于市場，創新是否成功要由市場評價，創新成本的收回和溢價變現也得靠市場。因此，政府不能用追趕時期的管理方式推動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必須從主導產業發展的角色中逐步退出，重新定位政府、企業與市場的關系。政府是創造環境的主體，通過調控市場引導企業；企業是創新的主體，自主決策并承擔風險；市場則為創新提供動力、平臺，并使成功的創新獲取更高的收益。

在調研中我們深切地感到，各地政府對轉方式、調結構的緊迫感很強、決心很大、工作的力度很大。但值得研究的是，用追趕時期強政府干預的做法能否實現今天的目標？總的感覺是，政府主導、GDP拉動和項目導向的色彩過于濃重。政府制定產業規劃、確定目標、認定項目、選擇依托企業、制定GDP增長指標、實施傾斜政策、進行督導和成果評價等做法，使企業的主體地位很難到位。包括市場準入在內的行政審批制，使市場的引導和激勵作用隨之減弱。政府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區別政策的做法，使每個企業頭上都有一個“所有制標簽”，在企業間形成了所有制鴻溝，使得公平競爭環境難以建立。政府管的太多，包的太多，優惠太多，企業就會產生依賴，遇到問題向政府伸手、甚至尋租。GDP拉動鼓勵的是規模擴張，會抑制創新。

以此，經濟轉型的必要條件就是的政府職能和行政方式必須轉變。十八大把改革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作為體制改革的核心，是非常準確的。

8、創造造有利于聚集創新資源的區域經濟環境

建設創新型城市已經成為很多地方的目標。這一目標能否實現的關鍵要看能不能有效聚集創新資源，以及這些資源在當地能否產生更高的效率。

創新活動比任何其他投資對環境條件的要求都更加苛刻，人才、技術和資本等創新資源具有很強的流動性，每個城市可以招引全國、甚至全球的資源，但本地的資源也可能外流。而創新資源的流向則決定于哪里有更加適宜創新的市場環境。

適宜的環境包括“軟環境”和“硬環境”。概括地講，就是基礎設施；公司創立和退出的方便性；大學的水平和教育發展程度；人員的素質和人才流動的靈活性；誠信環境和融資成本；風險投資、管理咨詢、注冊會計師等專業服務水平；技術和產權交易市場發育程度；當地經濟活動與國際市場對接的程度；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政府監管的規制性、穩定性和透明度；政府的服務能力和行政效率等。一個地區如果能建立起自由創業、創新和分散決策的體制機制；嚴格的實物產權、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環境；鼓勵競爭、崇尚創新、寬容失敗社會文化，就能充分調動企業家精神，使那些有創新欲望的人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條件、使那些成功的創新能得到應有的回報、使創新失敗的人有機會東山再起。從而使本地成為創新人才聚集的洼地、技術創新的樂園、企業家創業的天堂、高科技創業公司的棲息地。

創新活動還具有明顯的聚集效應。創新資源一旦形成聚集之勢，創業者和企業都將從技術的外溢和反饋，不同專業、不同思維方式人員的交流和思想碰撞，技術信息共享，技術能力互補，成功與失敗的示范效應，甚至你追我趕的創業創新氛圍中受益。眾多創新企業共同的“中間需求”會刺激針對創新活動的專業服務機構的發展，從而使有意創新的企業在這里可以方便地獲得創新資源和良好的服務。使這里的創新成本較低，有更高的效率和成功率。

創造區域市場環境的主體是政府。即便在一個國家的同一大環境下，不同城市小環境的差異仍對創新資源的聚集和效率產生很大影響。不僅硅谷、新竹、班加羅爾說明了這一點，而且近年深圳的發展就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一個事例。

企業無力改變外部環境，但他們可以在不同地區之間選擇。因此，建設創新型城市的重點不是直接指揮企業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是下大功夫創造有利于創新資源聚集的環境，實施有利于調動企業家創新精神的政策。

9、完善向創新驅動轉型的金融生態

技術創新和新興產業順利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能否有更多的資本和資金流入。有統計顯示，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風險資本投資是美國的2.5倍，歐洲國家的30倍，中國的80倍，印度350倍。以色列之所以成為世界上最“創新的國度”，包括風險投資在內的良好金融生態不能不說是重要的原因。目前，我國創新資源迅速增長，有專家判斷“進入了井噴階段”。政府應進一步鼓勵風險投資，特別是偏早期的天使投資和孵化基金。風險投資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彌補了銀行信貸缺失和資本投資的不足，更加不可忽視、不可替代的是它們針對各類項目市場判斷力和的專業化篩選能力，以及它們對創新企業在治理結構、決策、改進管理等方面的輔導、服務和引領作用。

科技創新型企業因其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得到了各國政府融資支持。美國的中小企業投資公司、日本的中小企業投資育成公司、以色列的TOZMA風險基金和臺灣省的育成中小企業開發公司、臺灣中華投資開發公司等，這些有政府背景、按市場方式運作的“創業投資引導基金”都以較大的杠桿效應增加了對創業、創新的資本供給，成為活躍創新的催化劑。

實踐證明，對新興產業的選擇、創新及新技術的前景的認定不是政府之所長。資本市場的價值發現能力、資本的配置和監管、以及包括股權激勵在內的激勵機制，是經濟轉型的一個關鍵因素。從一定意義上說，經濟的轉型，就是資本配置的轉型；這一轉型的進展，決定經濟轉型的進程。近年，我國風投和產業基金有了較快發展，特別是創業板的推出，使創新企業的發展環境有了較大改善。但與發達國家完善的金融體系、中小企業政策性融資和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支持體系相比，我國創新型企業的融資環境仍有待改善。

應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針對創新創業發展的不同階段，量身定制融資工具，形成不同的融資方式和融資機制。應進一步研究創業板上市由核準制改為注冊制，取消必須盈利的門檻，較大幅度地增加上市企業數量，真正發揮“創業版”激勵創新的作用和機制。創新創業企業都進入主板和創業板是不太可能的。要開通和完善三版和四版市場，支持不同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融資和分流的需要。

技術的“生產”重要，技術的“流通”同樣重要。創新型企業不一定都得一直做到最終產品和產業化。創新的技術發展到哪一個階段，作為技術要素都有它的價值、都有它的買主。要建立和完善技術市場、產權交易市場和并購市場，使各個階段的技術或連同企業一起都可以通過市場變現。

案例：美國電動汽車的一支新秀--泰斯勒。2011在沒有盈利的情況下以每股20美元上市，今年3月漲到每股84美元，二季度當季出現利潤，現在每股在140至150美元，市值在150億美元左右。資本市場對創新創業有如此力度的激勵，怎能不使創業者激情迸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