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來自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252位學者1近五年2的努力，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關于減排氣候變化的第四次評估報告于2007年初完成定稿，其《決策者概要》3于2007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三日在泰國曼谷經過IPCC180個成員國政府代表逐行審議通過，已經公諸于世。筆者作為主要作者，在學術層面參與了評估報告的撰寫和定f高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的一員，在政治層面經歷了該報告《決策者概要》文本的政治談判與審議。IPCC的評估報告，基于文獻資料，具有科學屬性，其具有政策含義的決策者概要則需要IPCC成員國全會審議通過，顯然擁有政治色彩。而本應在五月三日下午六點結束的會議，因政府代表的質疑和論爭，直到五月四日凌晨四點半才結束。如果除去純政治因素，關于溫室氣體減排的經濟評估焦點在于樂觀與客觀之爭。

一、減緩氣候變化的綜合評估

IPCC自1988年成立5以來，分別于1990、1995、2001和2007年完成四次評估報告。按IPCC程序規則s，每次評估報告的編寫大綱需要在多次專家研討會的基礎上，提交IPCC全會批準通過。IPCC評估報告的作者隊伍，需要考慮地區和國際政治平衡，包含世界各主要地區的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學者。IPCC減緩氣候變化第四次評估報告由兩位共同主席一來自于發達國家的荷蘭和發展中國家的塞拉利昂組織協調。一般情況下，每一章有兩位寫作小組組長，分別來自于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含經濟轉軌國家），五名以上的主要作者，其中必須包含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此外，每章還有兩名審查編輯，負責各章作者對專家和政府評審意見采納情況的督查。

按IPCC規定，減緩氣候變化的評估報告，只對上次評估報告發表以來的文獻資料進行科學綜述評估，并不進行原創性研究。要求體現不同觀點，對文獻結論的不確定性進行評價，報告的寫作需要客觀準確，政策含義要“政策相關”而非“政策處方”。報告在寫作過程中，需要經過三輪專家和政府審議，由作者考慮吸收。最終稿包括報告全文，以各章《執行摘要》為基礎編寫的《技術摘要》和十六頁左右的《決策者概要》。只有后者在IPCC全會上由各國政府代表逐行審議通過。

關于減緩氣候變化的第四次評估報告，主題是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經濟問題，共有四部分，十三章。其_部分含兩章，涉及導言和框架問題；第二部分只有一章，專論長遠減排的相關問題；第三部分討論中短期減排的具體選擇問題，共有7章，分述能源、交通與基礎設施、商業與民用、工業、農業、林業和廢棄物管理；第4部分含3章，綜述部門整系?！稕Q策者概要》的結構與總報告大致相仿，但略有調整。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綜述溫室氣體的歷史與未來排放趨勢，未來排放主要是各種情景分析。第二部分在行業層面進行中短期（到2030年）減排分析，涉及能源供給，工業、交通、建筑、農業和廢棄物等類別，多采用技術經濟分析方法考察減排成本問題。第三部分評估長期即2030年到2100年的減排成本與潛力，多采用情境分析方法。第四部分分析政策、措施與手段，主要考察各種行業的成本有效性以及國際氣候制度構建。第五部分主要討論可持續發展與減緩氣候變化的關系。

二、樂觀的減排前景

第四次減緩氣候變化的評估報告，綜述的各種文獻數以千計。由評估報告作者所提交的評估報告全文從總體上認為，未來溫室氣體排放取決于發展路徑選可行的低碳和減排技術，可以較低的成本，實現有效減排。在2030年以后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較低水平，成本并不高。需要國際合作一致行動，強化可持續發展與溫室氣體減排的互為促進的關系?！稕Q策者概要》對這一樂觀的減排前景通過提煉綜合，所傳遞的信息進一步得到強化。

從溫室氣體排放的歷史趨勢看，《京都議定書》中所包含的六種溫室氣體1以全球增溫潛力2計，2004年排放總量比1970年增加770%；比1990年即京都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減排的的基準年增加了24%，已達49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如果只是當前的溫室氣體減排政策和可持續發展措施，溫室氣體在未來數十年將繼續增加。根據情景分析結果，2030年的排放總量將比2000年增加97億到367億噸C02當量。到2100年，盡管低碳技術情景可能使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到2000年水平以下，但常規發展的高碳情景可能使排放總量超出當前的二倍以上。

如果采用社會貼現率并考慮碳排放的外部成本通過理論分析而得到的減排量，即經濟減排潛力。到2030年，不論是宏觀經濟分析還是部門技術經濟分析評估報故所得出的結論表明，經濟減排潛力十分可觀，成本并不高。宏觀計算結果3表明，低于$20/C02_eq,每年的經濟減排量可達90-180億噸C02當量，低于$50/C02_eq的潛力可達140-230億噸，到$100/C02_eqB寸，經濟減排總量可達170-260噸C02當量。部門技術經濟分析結果認為，通過節能及包括健康安全等社會收益，有50-70億噸C02當量減排潛力的經濟成本為負，即減排還帶來社會收益。到2030年，使溫室氣體濃度走向445-535ppm4穩定水平的宏觀成本只占當年GDP的3%以下，穩定在535-590ppm的成本只造成當年GDP損失0.6%，幾乎微不足道。

從長遠來看，到2050年，將大氣溫室氣體濃度(按C02-eq計）穩定在445-535PPm水平，對國民經濟的成本即每年GDP損失將低于5.5%，穩定在550ppm水平的成本約占當年GDP的1.3%，只會造成GDP年均增長率下降0.1個百分點，如果穩定在650ppm水平，每年GDP損失約為0.5%，所造成的GDP年均增長率下降幅度不到0.05個百分點。

《決策者概要》進一步表明，盡管有著不確定性，只要給碳一個大于零的價格，只有要排放大國的參與減排承諾，通過各種政策手段，完全可能將大氣溫室氣體濃度控制在550叩m以下，而且還可能促進可持續發展。

三、減排潛力的客觀性論辨

《決策者概要》（SPM)所傳遞的信息是準確客觀、可信的嗎？IPCC全會上各成員國代表在研讀文本并對比它所基于的減緩氣候變化第四次評估報告的完整內容，提出了_些質疑和建議。其中有的政府意見可能具有政治考慮，但寫作組的專家團和各國政府代表團的隨團專家在很大程度上會將報告結論的爭辨控制在減排潛力的客觀性認識層面。

首先，關于溫室氣體的歷史與未來排放。SPM表明，2004年發達國家（即UNFCCC附件I國家，包含工業化的經濟轉軌國家）人口占全球總量的20%，溫室氣體排放以C02當量計占全球的46%，如果沒有新的氣候變化政策的干預，到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增量的2/3將源自發展中國家。如果包括所有溫室氣體，2004年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即單位GDP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發達國家為0.68kgC02_e/US$GDPppp1，而發展中國家即非附件I國家則為1.06kgC02_6q/

US$GDPpppo_些發展中國家認為，這種表達似乎弱化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強調發展中國家參與減排承諾的必要性。原因在于，如果包括工業革命以來的歷史累計排放，則占世界人口20%的發達國家排放總量占累計量的80%。如果只考慮化石能源燃煤排放的C02，2004年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為0.48kgC02_eq/US$GDPppp,發展中國家為0.51，差別不算很大2。而且發達國家的人均排放要數倍于發展中國家。應該說，所有數據均是事實，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可能導致理解上的差異。

第二，關于中短期減排潛力。原SPM結論認為到2030年，無論是宏觀還是部門研究結果均表明，減排的經濟成本低于每噸C02當量20美元，即可使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低于2004年的排放水平。一些國家認為，京都議定書的執行情況似乎并不支持這一結論，從而對“經濟減排的成本”的界定和2030年的排放情景選擇提出質疑。因而在SPM修改中，對“經濟減排的成本”加以了明確界定，非指市場可實現的成本，而是包括社會收益的成本概念，需要政策措施的引入才可能實現。由于SPM稿中的2030年排放情景并不科學一致，因而刪去了與當前排放量作直接比較的圖示。

第三，關于長期減排成本。原SPM文稿中多處強調將大氣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很低的445-535PPm水平，經濟代價非常低。一些國家對這一結論表示質疑。經過與整體報告核對，發現支持這一結論的研究十分有限，而且中長期情景分析數據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至少不應該具有高可信度。經過論辨，全會一致同意將高可信度變為中可信度。

第四，關于許多結論的可信度表述問題。原SPM關于不確定性的表述，采用_致性和證據信度二維1表述。由于在理解中易出現歧義，因而在討論中將一致性和證據信度的內涵給予了明確界定，從而使讀者對結論信度的理解更為準確。而且對一些文字表述也作了相應修改，對未來分析結果，多用“預計”而不用肯定表述。例如第四段將“顯著經濟減排潛力”的表達從肯定的“有”改為“可能”，將“足以抵消”改為“可能抵消”。

第五，關于“政策處方”問題，原SPM中有許多關于政策措施的表述可能讓讀者認為是在開“政策處方”，如協定，技術轉讓，碳價等，此類表述均作了相應調整，如“協定”改為“國際合作”，隱含“排放大國參與”的表述改為“更廣泛的合作努力”2。

此外，一些國家對森林、生物多樣性、溫度與排放的關系、可持續發展措施的障礙、核能減排的前景等提出質疑。盡管其中多有政治內涵，但多數在SPM修改中得到了體現。可見，SPM的政府通過是對科學事實的政治解讀，因而表現出_定的政治干預和安協。

四、政府批準版SPM的政策含義

應該說，政府批準版的SPM更具科學客觀性。政府的質疑與問題，多經各國政府專家提出，減緩氣候變化寫作組共有28位主要作者到場解釋說明，而且會議中間還就有關不確定性表述和未來排放情景分析等問題由寫作組的專家為IPCC與會的各國政府代表現場作了講座。各國政府要求修改的建議，也都是在征求寫作組專家同意后才得以進行，否則相關政府的意見就會被否決。

但從另一方面看，IPCC與會代表的政治參與也具有_定的影響。例如原SPM中涉及國別或國家集團責任或義務的表述，均得到了修改，而多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的政治術語來表述，如“附件I國家”，“非附件I國家”，發達國家，發展中減排中的潛力問題2。報告中認為未來核能要占能源總量的16%-18%。有的國家表示，核能有環境安全，核擴散國家，經濟轉軌國家等。又如關于核能在溫室氣體等問題，不宜提倡，需要鼓勵可再生能源。而有的國家認為沒有必要突出核安全問題。最終的妥協只能是模糊表述，為各國政府自行采取措施提供了較大的解釋空間。再如減緩與適應的關系，溫度與溫室氣體排放的關系，原則上不屬于溫室氣體減排經濟分析的范疇，但也隨著一些政府的要求而得以體現。這就為各國政府根據自身考慮，與需要通過政治干預提供了“科學依據”。

更為重要的是，全報告和原SPM關于溫室氣體減排與低成本穩定較低水平大氣溫室氣體濃度的樂觀基調基本保留。盡管加了許多腳注，添了許多說明，對許多略顯過度的表述進行了弱化，但政府批準版SPM所體現和傳達的信息十分明確：溫室氣體排放在過去數十年增長很快，在未來仍將增加，而且增加的主要來源為發展中國家的排放。穩定大氣溫室氣體濃度，盡管是在較低水平，也是有可能的。對于所有涉及溫室氣體排放的行業部門，當前已有許多低碳技術選擇，在未來許多新的技術如可再生能源，碳捕獲與埋存，熱電聯產，氫能，均有較大的減排潛力。需要各國共同努力，采取相應的減排措施，走向低碳發展之路。

排放，由于人口穩中有降，基礎設施完備，盡管增量不多，但總量仍將居高不下。發展中國家減排機遇多，成本低，但人口增加，經濟擴張和基礎設施的建設，盡管總量增加很快，但人均排放仍將十分有限。2001年的評估報告認為穩定550PPmC02濃度水平尚有難度，此次報告稱可能將大氣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445ppmC02_eq水平，濃度水平更低，而且是C02當量1，難度無疑更大，更具有不確定性。許多技術確實是負成本，例如節能燈，建筑節能等，但有的技術如氫能、碳捕獲與埋存2，日前尚在初期開發階段，尚沒有實際利用，是否可行，也存在不確定1'生。發展中國家實施可持續發展措施尚有許多市場和制度障礙，低碳發展挑戰更為嚴峻3。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遵守“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尊重科學事實，在曼谷IPCC全會的談判中，對原SPM中的一些結論和表述提出了質疑，例如不確定性表述，減排潛力與發展中國家參與等，經過與SPM專家組溝通，基本上是正確的。所以，中國的政治干預在總體上是科學客觀的。外電的_些有失偏頗的不實報道，可能更多的是一種國際政治考慮。

當然，中國也需要維護自身利益，保障發展空間。因此，中國對于經IPCC全會批準的決策者概要的解讀，可能更偏重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側重于發達國家率先垂范，證實迅速大量減排是低成本的，穩定較低的溫室氣體濃度水平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有限的，在國際合作中，需要強調通過發展來實施減排，而不可能簡單承諾絕對量的減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