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截止5月3日，本次新冠疫情已經席卷全球幾乎所有國家，第一波中國、第二波韓伊、第三波歐陸、第四波美英、第五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快速上升，或高位波動，或持續下降，波峰波谷，載沉載浮……

1、下降通道

疫情歷時4個月，除中國已經走完上升-波動-下降的疫情周期、進入外防輸入階段以外，少數國家也已度過波動期、并至少完成了一個半衰期、新增確診數據基本穩定在高峰值的50%左右、進入了持續下降通道。從中可以發現：

一是半衰期時間大于等于上升期。0416《從疫情數據看復工》曾詳細分析，中國湖北先是歷經了2周左右的快速上升期（15天40倍），然后是2周左右的高位波動（14天降到46%）實現數據半衰，才最終進入持續下降通道。類似情況還有，瑞士也是2周左右上升+2周左右波動才達到數據半衰，疫情更加嚴重的德國3周左右上升+3周左右波動、意大利4周左右上升+4周左右波動才實現半衰，而疫情相對輕微的韓國、澳大利亞、奧地利則僅僅經歷了7-10天左右的上升期+波動期即達半衰。

二是顯著的長尾效應。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疫情爆發后，至少要經歷與上升期一樣長、乃至更長的時間，才可能穩定在高峰值的一半左右，從而結束高位波動、進入真正的下降通道，圖形曲線如同一條長長的尾巴。例如中國湖北，2周左右快速上升之后，是2周左右高位波動+4周左右非勻速下降+3周觀察鞏固=長達9周的長尾。又如韓國，在1周時間沖上數據高峰之后，又經歷了大約7周才進入每日新增個位數的疫情尾聲。而如德國、意大利，雖已進入下降期，但每日新增數據依然在1000以上、2000左右數量級，距離真正的尾聲還需假以時日。

2、高位波動

如前可知，高位波動期＞＝半衰期＞＝上升期。只有新增確診數據在波動中逐漸衰減、直到高峰值的一半左右、才可能真正進入持續下降通道，否則，波動可能是漫長無定的。

截止5月3日，英國經歷了3周左右上升+4周以上波動、至今每日新增數據依然在5000左右，加拿大經歷了3周左右上升+4周以上波動、至今每日新增數據依然在2000左右，而美國則經歷了4周左右上升+4周以上波動、至今每日新增確診數據更是保持在30000左右！這種類型的數據曲線，說明還遠遠沒有完成第一個關鍵的半衰期，未來走勢可能升、可能降、可能繼續波動僵持，遠遠談不上出現持續下降的拐點，疫情仍遙遙無期。

新冠病毒尚未報道顯著變異，其傳染特性基本是類似的，因此各國不同的數據曲線，極大程度上是各自不同抗疫措施的體現。能夠抑制上升勢頭，并逐漸進入下降通道的，可證明其防疫措施是有效的；而若長時間高位波動，無法進入真正的下降通道，則證明其防疫措施還不到位，雖能阻止繼續上升、但還沒能有力下壓，需要進一步改進強化、加把勁兒！否則，尚無跡象疫情可以自動衰落，更不可能較快結束。

特別是以美國之大，確實存在一些州一些城市始終疫情輕微或已較快進入尾聲（類似中國的西藏、青海等），但如果不能全國一盤棋、互相協調聯動，乃至各州各城市之間亦無法有效分隔與鑒別，此時如果各自決策貿然復工，大概率將帶來更大的反復與長期的波動。

3、快速上升

本次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圍的傳播并不是同步的，目前雖然部分國家已陸續進入波動期、甚至下降期，但此時依然有大批國家仍處于快速上升期、并逐漸出現新的特點：

一是上升期的時間拉長但增速有所放緩，截止5月3日，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大國的疫情已經持續增長長達5-7周，一方面他們可以借鑒前幾波國家的經驗教訓，但另一方面相關防疫能力仍難到位，因此雖然成功壓低了疫情爆發的曲線斜率，但卻也難以完全阻止數據的增長勢頭。

二是非洲國家表現可能超出預期。一是非洲傳染病多發，一些國家反而經驗豐富、防疫意識較強；二是一些非洲國家的政府管制包括軍事管制能力可能強于西方；三是非洲是世衛組織重點幫助的地區，中國也給與較多支持；四是城鄉交流不發達，有利于抗疫資源集中于重點地區。因此在一定物資及資金幫助下，也許不會那么糟糕。

三是美洲將成為新冠疫情的重災區，目前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巴西、秘魯、厄瓜多爾、智利的確診總數超過140萬，占地球11%人口卻貢獻了41%的確診病例，而且7國疫情曲線全部處于上升期或高位波動期、未來還將持續發展。考慮該地區遠離歐亞大陸，政治環境惡劣，出現人道主義災難的概率顯著超過非洲。

總之，新冠疫情四個月之后，依然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同階段的疫情已經形成輪動態勢，各個國家在疫情防控、國際合作等方面捉襟見肘又互相牽制，全球疫情勢必還將長期延宕遙遙無期。

二、五種路徑，新冠疫情之客觀終結

新冠疫情的延宕，無疑是全體地球人類的不幸；而幸運的是，放眼歷史與未來，這種延宕并不會是無窮盡的——任何疫情，（在這一撥兒人類死光之前）都勢必會走向終結，近零、清零、歸隱蝙蝠洞穴、直至對人類的危害可以“忽略”。

疫情終結的五種路徑：

A、疫苗——研制出針對性的疫苗，直接抵御病毒侵害，當較高比例帶抗體后、實現群體免疫而斷絕病毒傳播。風險在于，技術上不一定能夠百分百研發成功、或可能追不上病毒變異的速度。

B、特效藥——研制出廉價高效簡便的特效藥或特效療法，直接打擊體內病毒、從而斷絕其傳播。風險在于，如果屬于新型病毒且傳染的速度較快，則在藥物研制之前即可能出現較大的感染率。

C、硬隔離——通過足夠嚴格、足夠持久的人際隔離，最大限度斷絕病毒的傳播、使其難以復制繁衍。風險在于，社會停擺的代價、與隔離的時長/規模正相關，需要早判斷早決策早執行。

D、軟隔離——隔離要求寬松、且較短時間之后即帶病復工，不追求直接斷絕病毒傳播、而寄希望于群體免疫。風險在于，疫情如果長時間地反復、波動與擴散，勢必帶來經濟、社會更大的代價。

E、放任——任由病毒大范圍傳播，可能較快形成群體免疫。風險在于，在形成群體免疫所需的足夠高比例感染+高比例抗體之前、可能出現醫療擠兌；而且，人類并不了解的新型病毒、也許最終并不能形成可靠的抗體。

如上可見，A、D、E最終可形成群體免疫的效果，而B、C并不會形成群體免疫，但五種路徑均可實現疫情在客觀上的終結，因此，所謂“群體免疫”并不是必須的選擇。

五種路徑各有其風險點，差別更多地在于經濟社會及生命的代價，其中，

**路徑A、B均屬于醫療救治類的抗疫措施，很顯然都是經濟社會及生命的代價最小的路徑，如果是已知病毒、已有疫苗或特效藥、肯定是首選；但面對未知病毒，路徑A、B均存在一定的技術風險，可能研發失敗，可能速度滯后于病毒，必須全力攻關、但顯然不能一味被動等待。

**路徑C、D、E均屬于社會治理類的抗疫措施，差別僅僅在于嚴格的程度及持續的時間，而這些差異則決定了抗疫的實際效果。從目前的實踐看，隔離措施越嚴格，則傳染率越低、醫療壓力越小、死亡率越低，中國非湖北13.4億人口（遭遇100萬以上可能帶毒的輸入人群）依然實現了萬分之0.12的確診感染率、以及0.81%的確診死亡率；而若隔離措施寬松+隔離時間不足，隨著傳染率升高、醫療壓力增大、死亡率亦難以控制，而且越是提前復工、反復波動、造成疫情長時間延宕、整個社會的經濟代價越大

——英國曾公開宣傳“群體免疫”，但很快即將成為全世界確診數第三、死亡數第二高，只好事實上放棄路徑E；瑞典宣稱“四不政策”（不檢測/不隔離/不收治/不公布）確診數/死亡數很快達到鄰國挪威的2.8倍與12.6倍，是個別仍堅持路徑E的國家；

——路徑D與路徑E相比、屬于討巧之路，既希望控制醫療壓力、又希望減少隔離代價，對于流感之類死亡率不高、病毒特性已知的疫情或許可行；但對于新冠這樣特性未知的新病毒，路徑D顯然缺乏充分的科學決策依據、并在決策執行中難以拿捏，幾經反復波動之后、難免向路徑C靠攏；

——對于新冠這樣，傳播能力較強的呼吸道傳染病，其實本質上并無“軟”“硬”之分，只要隔離、就須“硬隔離”到位，唯一需要決策的只有：是否需要隔離？隔離范圍多大？一人一家一社區一城市一地區？

總之，很多人多多少少擔憂的“如果歐美群體免疫了，中國怎么辦？”其實是偽命題，新冠疫情在客觀上必將終結、病毒遲早退隱蝙蝠洞穴，不論中國還是歐美，絕大多數地方都會重回沒有COVID-19的世界，大批帶毒歐美人禍禍中國人的場景不會出現——差別僅僅在于、走到這一步的過程、時間與代價——那么，在這個無法避免的過渡時間里，是盡快上岸隔岸觀火更主動呢？還是親自下場與病毒博弈一番更理智呢？

三、何以為始？何以為終？疫情之主觀終結

所謂“疫”者，可傳染之病也。因此，疫情，既是一個客觀處理的問題、也是一個主觀認知的問題，既是一個救治技術問題、也是一個社會治理問題，既是一個個人權力問題、也是一個群體利益問題——小到家庭、社區，大到地區、國際的公共問題。

西雅圖華裔女醫生HelenChu自1月下旬即開始申請對當地流感病人的鼻拭子病毒樣本進行新冠檢測，被阻擾達一個月最終被迫“違規”檢測而發現了新冠陽性的當地流感患者。加州州長GavinNewsom在4月下旬宣布通過驗尸發現了2月6日在圣克拉拉縣死去的新冠患者，證明1月份早期已經出現社區傳染。越來越多跡象表明，美國數以千萬計的“流感患者”中，存在大量新冠病毒攜帶者、包括部分因此致死者，但種種因素造成美國并沒能及時發現這一新型病毒。

但與以前不同的是，1-2月份西方媒體對于武漢的一切高關注、高敏感、高訴求、高標準，在歐美國家自身疫情爆發之后即迅速形成一種反噬，雖然一些人可以各種甩鍋各種耍無賴，但與此同時另外一些人——在野黨、對立媒體、獨立意見領袖、專業人士、工會勞保組織、反復工群體乃至國際組織、外部勢力——亦可長期借此話題而進行各種利用、使疫情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而無法結束。

 無以為始，何以得終？

0327《疫情之下的政治倫理》不僅討論了人道主義與民本主義，亦曾提到非典死亡率10%量級、新冠死亡率1%量級、流感死亡率0.1-0.01%量級，這樣天然的數量級差對于人類公共治理的微妙考驗。這次對于新冠，中國非典化應對、美國流感化應對、恰好代表了兩種典型模式——而從實踐效果來看，當作SARS來應對，它可能是大號流感；當作流感來應對，它卻可能是新型SARS。

如果美國從單日新增30000以上、降低到單日新增5000-1000（全年死亡5-10萬左右），那些持槍游行的美國人大概率會歡呼勝利、或在內部撕裂與爭吵中提前帶病復工；而一些歐洲國家，即使有能力清零近零，也大概率優先復工復市復學，選擇讓疫情長期反復與波動、而不愿做抗疫的領導與榜樣；那么這種情況下，中國人呢？

——中國現行防疫標準與歐美國家帶病復工相比，勢必會形成一種類似“高環保劣勢”“高勞保劣勢”一樣的“高防疫劣勢”“高生命權劣勢”，使中國在決策上執行上同樣難以結束疫情、陷入長期“外防輸入”的尷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個人層面不戴口罩的自由、尚可叫停于他人不被傳染的權力，但國家層面低倫理反理性的選擇、卻似乎難有制衡？

總之，中國作為選擇“硬隔離”路徑C而較快客觀終結疫情的代表，按WHO所言“為世界提供了新的標準”，而這不僅是防疫的標準，也應是社會治理的標準。特別是在旁觀等待歐美國家客觀結束疫情的過渡階段，短則12-18個月，長則3年，中國有必要從前時的應急會戰狀態、盡快轉入常態治理狀態，在技術/操作/細節層面推進一系列“從此至彼”的政策優化與統一，放眼未來主動開展研究部署，充分兌現早上岸的戰略優勢，讓此時此刻成為未來諸多變化的開始。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